荣禄在政变后不仅不是坚决主张废罢光绪帝的守旧党，反而极力在慈禧面前斡旋，希冀缓和两宫关系。荣禄认识到一旦废掉光绪帝，统治阶级最高层出现严重矛盾，会使外忧内患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陈夔龙回忆当时之事说：“当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难言之隐矣。而一班薰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文忠从速办理。公谏阻无效，忧惧成疾。……闻某相国、某上公，颇拟借端建不世之勋，开编公然有‘废立’字样，公急词止之。”（注：《近代稗海》（二），328～329页。）而西方报纸就政变后中国形势的评论也说：“中国人方面，一般都相信自从荣禄到北京之后，太后的行动是和缓一点了，……事实上，不乏人这样相信，就是荣禄的真正意向是使光绪复辟，然后协助他把太后安置在一个适宜于她的地位上，如此他便可以获得全国青年与开明人士的敬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忠君的人物”。（注：《戊戌变法》（三），495页。）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是支持和赞同的，称皇帝为圣主，只是反对光绪帝在变法中信用康梁的作法，政变后保护皇帝与他政变前要求变法图强是一脉相承的。
    荣禄在政变后还竭力保护参加过维新的人员，尽量避免党祸株连。他用其权力以内的一切力量来缓和太后对维新党的震怒。（注：《戊戌变法》（三），498页。）康有为创设保国会时，有数百名内外官员参加该会，与康梁等有过从交往者也不在少数，且有言官弹及此事。列名者害怕株连，十分危恐。荣禄奏明不能禁止官员与应试举子往还，只要分别是否一党。现在康党已全部惩办，再查拿其他人恐致滋扰连累，“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注：见《申报》，1898年11月12日。）荣禄竭力保护的著名维新派人士有陈宝箴、张荫桓、翁同和、廖寿恒，后来又保王文韶、徐用仪、袁世凯等人，其中不少是由荣禄用身家性命坚决担保的。（注：参看《近代稗海》（二），338～339、365、372～374、432页及1898年10月19日《申报》、《严复集》第三册，549页。荣禄特别对陈宝箴极为欣赏、回护，维新期间奏保陈为人才，并在给湖南省官员的信中要求他们辅助陈宝箴搞好地方改革，如致蒋德钧：“湘中风气初开，提倡招徕，全资硕画。且右帅倚任方殷，正宜竭尽所长，相助为理，庶可酬知遇之感也。”致俞廉三：“右铭中丞在湘，百废待举，更得贤者相助为理，必可渐开风气，力求富强，拭目新猷，尤深企盼。”（分别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四、五册））清政府惩办康有为等人时明降诏谕，表示概不株连，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康有为原籍查抄出康有为与许多人的秘密来往信件，清廷也下令全部烧毁，以示不予追究。（注：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31635～31637页，台湾联合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
    政变后荣禄继续主张变法改革，他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覆辩论。（注：《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可见，荣禄主张变法的初衷并未因政变的发生而改变。八月初六日政变后，十一日发布上谕：“朝廷振兴庶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益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着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核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方今时势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荣禄在政变入京后备受重用，许多重大事件常常一言定议，这道上谕的颁发，荣禄应当起到了促成的作用，而谕旨中的内容也和荣禄的思想相符合。此后以光绪或慈禧的名义多次下达旨意，重申关系国计民生的自强新政应实力举行，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并保护外国教士、免滋事端，责成各省官吏破除积习、实心任事，励精图治，共济时艰。（注：光绪二十四年八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九月初一日、初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十月初三日、十一日、十八日、十九等日谕、懿旨，参见《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31653～31657页。）而各地开学堂、练洋操、裁冗兵冗员、修铁路、派游学、兴农工商务等变法改革，也并没有因政变而废除，（注：参看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张之洞、魏光焘、邓华熙、翁曾桂、崧蕃，总理衙门议覆折片等，台湾故宫博物院发行，1974。）许多在百日维新中只有倡议而未来得及付诸实施的改革，在政变后得到落实。荣禄在北京也继续关注练兵筹饷等改革，并要求南北洋暨湖北各省赶造枪炮并精考北洋沿海舆图。（注：《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31581～31585页。）在遗折中，荣禄在垂危之际坦露心迹：“方今强邻环伺，伏莽未清，财匮民穷，亟需补求。伏愿皇太后、皇上简任贤能，振兴庶务，惩前毖后，居安思危。新政之当举者必以实力推行，成宪之当遵者毋以群言混淆。善求因革之宜，驯致富强之效”。（注：《荣禄存札》，403页。）这应该说是荣禄对自己身前事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持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
    荣禄从外侮纷来、时局日危的现状出发，主张变法图强，“以为富强根本。泰西之学，于外交、内政、练兵、理财以及农务、商务、博物、考工事事皆求实际。而风气初开，鼓舞振兴，是在有高才博识、贯通中西之学者相与提倡”，才能月异岁新，渐渐取得实效。（注：荣禄致吴汝纶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六册。）荣禄认为变法要有万全之策，参酌古今、折衷东西。（注：《荣禄存札》，391页。）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与荣禄缓和、渐进的主张是矛盾的，同时康梁希望借领导变法排斥旧臣，掌握权力，这当然也是荣禄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把荣禄作为守旧、阻挠变法人物的简单看法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