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练洋操需相应裁兵。荣禄指出对裁遣兵丁应作好善后事宜，办法是择地开垦，作为屯兵。
    荣禄改练洋操的主张是就陆军而言，同时他也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落后十分忧虑。因为陆军练成后，需铁路通其脉络，海军作其羽翼。中国经中法、中日两次战争，海军力量丧失殆尽。荣禄看到中国海军力量的缺乏，易启他族觊觎，而以前各地制造厂局大多在江海要冲，亟须移设堂奥之区。荣禄主张在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煤铁矿产较富的地区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注：盛宣怀著：《愚斋存稿》，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第四册，783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
    荣禄改革军事的同时，大力整顿保甲，并要求在沿海各地联络渔团，以辅兵力之不足，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在整顿保甲方面，荣禄提出四条主张：一、损益旧章。牌、甲、保长应专其责成，只须稽查户口，盘结窝口，不再办理追比粮租、句摄词讼以及杂项公务，以避免博而不专、假公济私、藉端要挟的弊端。各村要实行联庄之法，以声势联络，首尾相应。二、剔厘积弊。荣禄指出过去所收册费、牌费等种种名目，“无非括民脂膏，供吏胥挥霍”，应将所有不合理的规费严行禁止。各地方要广延公正绅董，商同地方官员妥办。三、明定赏罚。办理得宜者赏，以资鼓励；奉行不力者罚，以振怠荒。四、严词稽察。州县为亲民之官，凡当抚字催科、勘工查账，要随时随地稽查。各地方应不分畛域，会同巡缉。（注：《戊戌变法》（二），462～464页。）
    中国经甲午战役，丧师赔款，国家元气大受损伤。在各国纷纷图谋瓜分中国之时，唯有变法图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而要实行维新变法，当“洋场畅行，税收日绌”、（注：荣禄致湖北候补府正堂连捷，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一册，在同书中，荣禄在致江西广饶九南道诚勋的信中也流露了相同看法：“近来关税拮据，奉拨之款较繁，洋税稍增，常税日绌，此是江海各关通病。”）清政府财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荣禄深刻地认识到“理财为目前急务，能尽一分心力即可收一分成效。”（注：荣禄致盛京兵部侍郎溥顾，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一册。）为了节省开支，荣禄下令裁汰北洋局所冗员，限文到十日内，各局将自己所管辖之冗员据实上报，以备裁汰，命令称：“本阁督大臣非不愿兼收博取、见好僚属，特以时局艰危，库储匮乏，不得不力求整顿，以期节省一分浮费，即是为公家多留一分款项。招怨丛谤，在所不顾。为难之处，亦当为同官所共谅也。”（注：《国闻报》，1898年8月10日。）
    要开拓利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设立农工商局。荣禄指出农工商为国民衣食之源，同时也是富强根本之所在，三者“分之各有专属，合之事实相应”，应将农工商统筹考求、办理。这是因为农务讲求、种植得宜、地利克尽，那么闾阎渐臻殷富，工事必然随之繁兴。在农、工发展的前提下，商贾也能资以获利，转运负贩必日益辐辏。在设立农工商局后，荣禄认为事属创始，应该多方劝导，以广开风气。
    在具体兴办农、工、商务上，荣禄首先以为农田必资水利。他推广直隶原有水利、屯田两局，参考中外浚河筑闸之法，择其要者举行，作为农务根本。然后就近宽广土地，购置机器、化肥、树艺及各种稻秫果木。同时开设农务学堂，延聘中外精于农学人士，挑取学生入堂研习。大量翻译、购买、刊布上海农学会报和中外各报有关农事者，以期推行尽利。其次，工业以制造工物，抵制洋货为要义。除已经开办的火柴、制砖、机器磨面、西门得土、织绒织呢等外，荣禄就毛货、生皮、牛羊骨脂料等天津出口大宗货物，分别招商集股，开厂制造，民力不敷，由官府筹款维持。相应开办工艺学堂，并筹划工业赛会场，将各厂制造器物分类别肆，以课巧拙而资观摩，民间有制造新器、可夺外洋利权者，报总理衙门给予执照，以专利益。最后，商务以资本充足，搬运宜事事得占先机，为制胜之道。商局组织各业巨商和地方绅富设总商会，随时聚议，考核货物盈虚，中外市情。如果有象水火公司、保险公司等能够获取大利，但独力难成者，由总商会督劝通力合作。除此之外，总商会应考究东西各国来华牟利之事，设法依照经营，同时在水陆运输、铁路运输已办有成效的前提下，详细探讨开淤河（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荣禄因天津海河淤浅，轮船不能上驶，于商务大有防碍，派员协同外国工程司疏浚。见《清实录》第57册，426卷，594页。），接支路等事宜。总之，根本目的在于占人先着，收回利权。
    作为实总其责的大员，荣禄认识到变法是挽救危局的唯一选择，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荣禄对变法的困难和情况的复杂有较深的体会。他明白自己的变法主张和措施未必悉臻周备，而当开办伊始，西法之精者有不能不学之势，然恐难聚然学步。因“中国民情朴纯，各恤其私，数十年来相习成风”，所以应实行稳妥、渐进、有步骤的变法。具体来说农工商局应先设浅近易行者，示以规模，渐推渐广，以因时制宜，变通无滞。（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94～396页。荣禄在致甘肃宁夏道胡景桂的信中，就甘肃、新疆准备筹巨款兴屯开矿、修铁路、抽盐厘，并于黄河行驶轮船一事发表看法，他认为上述作法当然是开拓利源之策，“惟办事须先筹款，西人每事设立公司，皆集众股为之，是以轻而易举。中国招股之说久不见信于人。官中既无闲款可筹，地方绅富亦苦无此财务，揆时度势，非目前所能办到也。”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二册。）而且变法所需经费最终要转嫁到人民头上，而当时的情况用荣禄的话来说是“闾阎凋敝，物力艰难”，不能够过形督责。（注：荣禄致云贵总督崧蕃，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六册。）
    荣禄还议办开矿事宜。他考虑到直隶的顺德、内邱、临城等县产煤地区，滨临交通要道，当时正筹开芦汉铁路，以上地区为铁路必经之地，俟铁路告成，“既可资煤以为用，而该处附近银铁各矿，亦可逐渐添办。”（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4），162～163页，中华书局。）
    在文化教育方面，荣禄也极力主张变通成法。在兵部尚书任上时，他有鉴于八股取士不足培育真才实学，“乃建言非设学堂不可”。（注：《荣文忠公全集》卷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荣禄赴直隶总督任上后，督饬地方官将辖境内书院改为学堂。其中在省会保定、北洋大臣驻节地天津设立大小学堂7处（注：保定：莲池书院改为省会高等学堂，光绪二十四年间创建的畿辅学堂改为保阳郡城中学堂；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会文、三取、稽古三书院归并，分别改为天津府中学堂、天津县小学堂，光绪二十一年间创设的头等、二等学堂相应改为头等学、二等学。），为全省各属倡导，然后再体察外属府厅州县情形，按地方繁简、书院大小分立学堂。
    要改建学堂，经费问题首当其冲。荣禄认识到延聘教习、购置图籍仪器及生徒薪膳一切用费，需款较巨。保定、天津除各书院原有经费外，由荣禄督饬司道设法协拨。地方各书院原有经费如不敷用，由地方官督饬绅民自行筹募。
    在课程方面，荣禄主张改设后的学堂应中西并重。荣禄考虑到学堂如果“概习西文，则考求学术，取径较迂，而延聘洋师，需费尤巨”，从而以翻译西书为西学本原，决定在天津高等学堂仿京师大学堂设相对应的编译局。学堂应编写中、西学课本。中学课本取材于四书五经、历代史舆地志、九通等书；西学之书将算数、格致、外国舆图、史鉴、工程矿学、声光电化等书，照西国学堂肄业次序，分为博通学、专门学两种，译成功课书，刊作定本。然后颁发各属学堂，依次课授。县学堂全习博通学，只备书籍不备仪器，省府学堂分习专门学，购备测绘、格物、化学等相关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