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最早在中国刊物上系统介绍、称颂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对如何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方针、前途等，提出过一系列可贵的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启蒙宣传上起过重大作用。但是，他的学说不仅不被当时急进派所接受，而且被后世学者斥为“伪社会主义”、反革命等等。历史的偏见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观点是经受不住客观历史检验的。当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大放异彩的今天，重新认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将会得出全新的结论。
    社会主义学说启蒙宣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之时，梁启超在兼容并蓄方针指导下，也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从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启蒙宣传家。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巴黎公社的消息陆续传到中国。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逐周汇述各国重要时事，不定期出版，成为当时中国了解国际形势的重要窗口，其中不少材料反映了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梁启超说：“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世汇编》最可读。”他当然也从这里开始接受西方社会主义学说。
    早在1890年秋，梁启超拜师康有为门下后即从那里接受了《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历史进化论。这成为梁启超研究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如何在中国实践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在1899年10月25日出版的《清议报》中《论强权》一文里用《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及语言重新解释了康有为的“三世说”。他说：“人群之初立，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差别殆无有，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有，是为第一界，亦谓之据乱世。其后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是为第二界，亦谓之升平世。至世运进步，人智愈发达”，而被统治者、平民与妇人，不断与“昔日强者抗，而至于平等”，是为第三界，亦谓之太平世。而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资本家与男人之强权，远甚至于劳动者和女子，“故他日尚有不可避免的二事，曰资生革命，曰女权革命。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权力权利平等，“是谓之太平世”。他清楚地看到，由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对立，资生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避免。该文虽未直接提到《共产党宣言》，但从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到，这是中国人所办刊物中，最早用《共产党宣言》之语言及阶级斗争观点解释社会历史及社会发展方向的文章。
    1902年10月16日出版的《新民丛报》，又专文介绍《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启超在该文里对进化论、唯物主义及马克思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伟哉！近世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唯物论昌，而唯心主义屏息于一隅，科学盛而宗教几不保其残喘。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梁启超又指出，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都只说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而其于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为归宿，竟不能确实指明，而世界第一大问题，竟虚悬而无薄”，故“社会主义之泰斗”麦喀士（马克思）的学说应运而生。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曾四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学，并称赞马克思，相信人类社会必然进入社会主义及万国大同。由此可见，梁启超是中国最先接受并在中国人所办刊物上最先介绍唯物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里，更连篇累牍发表讨论和介绍俄国社会党及社会主义的文章，如《干涉与放任》、《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论俄罗斯虚无党》、《俄国社会党》、《中国之社会主义》、《杂答某报》、《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论序》等等。其中，大部分出自梁启超手笔，把西方社会主义理论输入中国，促成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1902年，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里论述了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采取放任主义“自由竞争”，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他说，干涉主义“当集权于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监督之助长之，其所重在秩序”。放任主义者“当散权于个人，凡百皆听民间”自择、自治、自进，“其所重在自由”。他又说，干涉主义与自由主义各有优劣，如何采用这两种统治方法，应视具体国情而定，“各随其地，各随其时，而异其用。用之而适于其时与其地者为优，反之则为劣”。根据中国地大人众，经济落后的国情特点，梁启超认为，立于中国，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都需要，“窃计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即要在中央集权下保持稳定的秩序，又要放任自由开放搞活，并随着条件变化，因地因时而改变干涉与放任的比例。
    梁启超又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里称马克思“社会主义之鼻祖”，并介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托拉斯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他说，“近世社会主义之盛行也”，以保障多数劳动者之权利，而“托拉斯者，则资本家权利之保障也。资本家与劳动者，方为两军对垒之形，作短兵相接之势，宜若两物者不能并容。”但马克思的学说认为，托拉斯与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托拉斯是发展社会主义最近之“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