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夏秋之间，梁启超访问考察加拿大，美国各大城市，亲眼看到美国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严重，全美1%的“富族阶级”占有70%的全美财产，而占人口99%的贫民只占有30%的财产。他颇有感慨地说：“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确认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避免，对社会主义革命表现出赞赏与同情。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主义丛报总编辑及社会党头目，曾先后四次访问梁启超，并恳切地向他提出建议，“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云云”。梁启超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发达及中国的落后情况后回答说：“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他认为，美国社会党太不了解“中国之内情，不能与之深辩”。他说，“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不仅“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他主张，在中国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方案，即“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较为符合中国国情。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必然蔓延于全世界，但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①]。
    1904年2月，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里开宗明义写道，“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主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马克思）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土地而组成之者也’”。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一、自1899年以来，梁启超即在《请议报》、《新民丛报》上介绍宣传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托拉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必然性、劳动价值论、唯物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方式、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以及如何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等问题，都相继作了介绍和粗略说明，又对马克思作出高度评价。这样，就使梁启超成为在中国刊物上公开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人。从时间上说，应提前自1899年始，而不是论者所说的自1902年始。二、梁启超清楚地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阶段性，不能一蹴而就，在当时的中国，尚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种认识完全是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表明梁启超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并不是如有的论者所云，是梁启超在中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表现出犹豫和畏缩”。
    如果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而梁启超则是将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引进中国的开山师，为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社会主义大辩论
    1906年前后，在我国政治思想界出现了一场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立即实行以及如何实行的大辩论。辩论的双方，是以朱执信、胡汉民为代表的急进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渐进派。辩论的中心议题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速度以及有关所有制政策，如土地、资产、对外开放、国营经济等方面。
    朱执信把社会主义区分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种，他们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亦称国家民生主义（State Socilism）[②]。其民生主义包括“节制资本”及“土地国有”两方面。
    为什么要“节制资本”？冯自由说，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是由于贫富不均引起的，贫富不均是由于资本家垄断的结果。托拉斯的出现“遂驱使一般之劳动阶级，而悉厕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③]，朱执信说，托拉斯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放任政策”造成的，“不由放任竞争固不得致贫富悬隔也。贫富悬隔，由资本跋扈，不放任竞争，则资本无由跋扈也。”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制”造成的，如果对私人资本“加相当的限制，则资本亦无由跋扈”[④]。“托拉斯者，中国未来之大毒物，救治之法，实舍民生主义末由”。在今日之中国“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或不可即行”，但加以限制是必要的，社会革命即变不平之制为平[⑤]。
    如何节制资本，冯自由认为，“首在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邮政、土地、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等，“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若收回私人可垄断之权利，而使之归公，则其收回事业所得之利益，即不啻全国人共享有之。”[⑥]朱执信说：乘政治革命之威力，“一举而行社会革命”，“将以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人民为目的。”其进行方法，“以至秩序至合理之方法，使富之集积休止。集积即休止矣，则其已集积者不能一聚不散”，“散则近平均矣。此社会革命之真谊也”[⑦]。
    从上述冯自由、朱执信的言论看，急进派节制资本的政策内容为：凡一切公益事业收归国有，对资本家实行“止富”、“散富”的办法，限制其发展，阻止在中国出现托拉斯垄断，达到财富平均的目的。
    梁启超则坚决反对急进派“节制资本”的政策，并从几个方面说明中国必须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他指出，中国国情与欧洲明显不同，欧洲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造成积重难返之势，富人专制之祸，“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所以不能不昌也。”而我国现在之经济社会组织，“中产之家多，而特别富豪之家少”，中国尚无欧洲那样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在。欧洲股份公司股东“则旧日少数豪族也，中国今日之股东，则多数为中产之家”，“大股少，而小股多，则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将来风气大开，人人皆知非资本结合不足以获利，举国中产以下之家，悉举所储蓄以投于公司，聚集资本，扩大生产，股东可按股分红，使更多的人获得利益。这样“我国经济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辔循轨”，逐步进入社会主义。
    梁启超又指出，今日欧美各国以过剩资本“临视全球”，纷纷争夺中国市场，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奖励资本家“结合资本”，利用西方的文明机器，用我丰富之人力物力资源以求利，“则国富可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也。”如果对资本家采取抑制政策，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怎能与涌入之外国资本竞争呢？今日“我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优势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瘐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之一日。”因此，“我中国欲解决此危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保护资本家，让他们结合起来，发展生产，“使其事业发达以与外抗”，“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可有济”。
    梁启超强调指出，从当前国家利益看，应发展生产以与国际资本经济侵略抗衡，“生产问题解决与否”，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至于分配问题，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虽是一个“隐祸”，但那是将来的事，“急则治标”，不得不先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分配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急进派主张在抑制国内私人资本发展的同时，大力引进外资，认为外资输入越多，越能使中国富强。梁启超严正指出，“今日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一大关头”，“各国制造品之输入我国者，滔滔若注巨壑”，在外资涌入的同时，“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资本家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必使中国陷入今日印度之境地[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