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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 董方奎 参加讨论

关于土地是否国有的问题,急进派认为欧美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者,是因为未能解决土地问题,若一旦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即可全部解决。因此提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及实行土地单一税等“平均地权”的办法,所有土地经营者都向国家缴纳地租,免除一切工商及所得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国家”[⑨]。梁启超指出,急进派的这套方案,既不科学更不符合中国实际,他说,近世最圆满之社会革命认为,不仅土地应归国有,资本亦归诸国有,而欧美社会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机关”(按指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至于地价上涨,也是“资本膨胀之结果”,因此,欲解决社会问题,“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梁启超指出,论者以为“若一旦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问题解决者然”,是“末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他认为,全部土地实行公有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很难管理,很难坚持的。
    梁启超主张部分土地公有,他把土地分为邑地与野地、自由地与有主地。邑地即城市土地,包括铁路沿线及具有独占性质森林、矿山等土地应收归国有;本部新垦及淤增土地应归国有;地广人稀的边疆未经垦辟之自由地应归国有。至于广大农村野地、有主地应归私有。特别不应将自耕农土地收归国有。他说,在现金交易(按即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下,“人人皆以欲得财产所有权为目的”,如一旦剥夺个人土地所有权,即将财产所有权的主要部分剥夺,致使人们殖富的积极性“减去泰半”[⑩],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
    急进派主张重要企业实行国有。梁启超赞成部分企业国有,但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当新政府成立之初,即收土地国有,又举一国之最大企业为国家专办,实行企业国有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他引用美、英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后指出,“私有制度”为一切文明之源泉,“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若取消经济私人“所有权之观念”,在目前社会条件及人们“道德”、“公益”思想缺乏下,“使人人为正义而劳动,或仅为满足直接消费之欲望而劳动”,必然“消灭勤勉赴功之心”[11],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梁启超提出,如在中国举办国营企业,为防止一些弊病的出现,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还应具备一些成熟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待国中教育较高,人民公德心渐发”,使官吏认真负责,“舞弊不至太甚”;二、“待国中谙练技术之人渐多”,以便选拔任用,减少失败;三、“待国中法律大备”,“官吏与人民皆知遵法守法,官吏如欲舞弊,制裁较易”。他提醒人们注意如上述条件不具备,过早地全面实行企业国有,必“助长公吏之专横,驯致政界之腐败”,由此,“危及政体之基础,当更有不可思议者矣”[12]。
    梁启超反对极端的社会主义,反对全部资产及所有土地都归国有的、过急的社会经济政策。他把他的社会经济政策叫做社会改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既有国营经济控制大型事业,土地部分国有,又有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的同时并进,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同时,制定工场条例,各种劳动保险法,保障工人利益。实行累进税率,使大资本家及高收入者为社会多作贡献。他认为,这样就能建设一个本质较好的社会,虽然离“圆满社会主义家所希望之黄金世界”尚远,但可以避免“欧美社会阴风惨雨之气象”[13]。
    从以上梁启超的论述看,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高尚圆满之主义,将来必同底于大同,而当时中国,尚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说明他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再则,他对当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当时中国必须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力,否则,永无富强之日。他对国营企业弊因之分析,实行企业国有的条件之认识,既实际又深刻。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甚至确有独到卓识之处。历史的发展,必然呈现阶段性,既看到将来,更看到当前,并着眼于当前,才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那种力排众议坚持反对把将来才能办到的事提前办,更是有胆略的政治家。急进派混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把资本主义发达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前到封建主义极其严重的时候去实行,欲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不说是急躁、盲动与空想。
    借资本主义过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纷纷涌现,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军阀、政客、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染上社会主义色彩后加以宣传。饱经战乱的人们,希望通过不流血的方法,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提出借资本主义为过渡的方案。
    1920年4月,梁启超自欧洲考察归国后说,西方代议制的破产及苏俄列宁政府的诞生,是战后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之一。“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社会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想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迟罢了”。因为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工业革命带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解决这种对抗矛盾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国有论,就成为欧洲“救时良药”[14]。
    他赞扬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他说,在没有工业的中国要把社会主义全部搬来应用,“我头一个就反对”。当时,他主办《改造》杂志,曾极力提倡温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面全力奖励资本家生产,同时也应力求分配公平,从立法上保障劳工利益;提倡生产组合、消费组合,实行劳资互助,使不同产业工人与政府共同管理,政府、资本家及工人利益由基尔特(即同业工会)负责协调,不许政府把政治置于经济之上,以经济为先,以政治次之。使经济与政治分开,实行产业的民主主义。“不论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都得尽情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便是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他提出,至于革命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问去研究,作为思想解放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15]
    1921年春,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放弃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方案,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及对资本主义应有的态度。他说,资本主义一面是社会主义之敌,一面又为社会主义之友。从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必须以资本主义为过渡,把重点放在发展资本主义上,逐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此,他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首先,他一再指出,中国与欧美国情根本不同之处,“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为了使广大群众变为劳动者,变为工人,必须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应在奖励生产的前提下,“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社会主义运动可谓毫无意义。”[16]
    接着,他十分具体地剖析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的政治主张,探讨如何使中国极衰弱幼稚的生产事业得以“苏生萌达”,同时又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病。他说,一派主张“将原有生产资料”交企业职工“共同管理”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指出,目前我国工矿企业总共不过数百家,所收容之工人也不多,即使实行这个办法能解决这部分工人利益,那全国数万万失业救济之问题仍无法解决。因此说,这种方法在“今日提倡,决非其时”。另一派主张企业国有,梁启超指出,实行企业国有必须“以政治上有完善”之政府为前提,否则,国有企业必为“蛀国之徒”所利用,必使企业亏损倒闭。更有一派提倡各种协社,梁启超指出,这固然是个好办法,但实用范围不广,收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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