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撰述应当“写什么”的问题，塔西佗强调指出，“至于我个人，我已把那些即使别人认为不值得记载、但我认为值得记载的都记下来了。”（《编年史》，6，7）然而究竟怎样的内容才是其所谓“值得记载”的事情呢？塔西佗对所载史事的挑剔，似乎多少能够提供一点问题的答案。譬如，史家曾经不无“失望”地指出，塔西陀写尼禄出任执政官期间的帝国历史是“平淡无奇”的：
    在尼禄（第二次）和路奇乌斯·披索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但编年史家也许会喜欢把人们对恺撒在玛尔斯广场上修建的巨大的半圆形剧场的基础和支撑剧场的梁柱的赞美词载入自己的史篇。不过罗马人民的尊严所要求的是只把重大事件记载到史篇中去，而这类琐事的记述只能是官报的事情。（《编年史》，13，31）
    考虑到上述言论发议的具体背景，尤其是通过对比考察此前一年史事的性质，我们或许同样不难找到问题的真实答案：诸如受贿勒索、贪赃枉法、自杀以及宫廷阴谋（《编年史》，13，30）等一个个“同样惊人的不道德的事件”（《编年史》，13，45）才真正属于其所谓的“值得记述的事情”。不仅如此，所谓“我认为值得记载的”其强烈的道德意蕴同样可以从大量诸如此类的载录中体现出来。譬如面对暴君尼禄的讯问，在阴谋中被“搞垮”的佛拉乌斯临刑前大义凛然地慷慨陈词（“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马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我把他的话原样地记录下来”，因为“一个军人的坦率而强烈的感情是同样值得介绍的”（《编年史》，15，67）。譬如，因尼禄嫉恨其诗才而遭遇“飞来横祸”的路卡努斯临终前夕背诵着自己的诗篇而“光荣”地赴死：“这就是他临终前说的话……至于参加阴谋的其他人，他们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追忆的言论和行动了。”（《编年史》，15，70）实际上，类似的史学观念甚至在其史学思想尚且不太成熟的早期作品中即已初露端倪。在其有关日耳曼尼亚地区“蛮族人”诸部落道德品性优劣高下“孰轻孰重”的判断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关于郎哥巴底人以及“在郎哥巴底人之外”，“其中没有什么值得提到的”（《日耳曼尼亚志》，40）；关于鲁给夷人，“值得提及的只有阿累夷人，厄尔维科内斯人、马尼密人、厄利昔夷人和纳阿纳瓦利人”（《日耳曼尼亚志》，43）；关于作为斯维比人一支的所谓“败类”昔托内斯人，“斯维比人就说到这里了”（《日耳曼尼亚志》，45）等等。塔西佗一向对淳朴务实德性高洁的日耳曼尼人推崇有加，然而“值得与否”的辨明在此同样隐喻了其是非美丑的价值判断。
    基于道德目的，塔西佗在编选史料方面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不仅体现在究竟是否“值得”选用的问题上，而且同样更体现在对所选材料的具体处涉上--诸如取舍标准、史文繁简、叙事断限等一系列史书撰述的方法、规则问题。事实上，塔西佗对其一味地致力于诸如此类题材书写的“消极后果”了然与心：“对于这些事件的千篇一律的叙述，不但我自己会感到厌烦，我想别的人也会感到厌烦：因为他们听到的尽是罗马人的接二连三悲惨牺牲的故事……老实说，……会使人感到腻烦，会使人感到心头沉重。”（《编年史》，16，16；比较参看《编年史》，6，7等相关论载）于是，史家在看到诸如此类题材连篇累牍的同时却也始终在考虑有所“收敛”的可能，尤其是要通过重新组织材料以免给读者造成阅读过程中的麻烦。譬如，关于何以要将“两年夏天的事情”连续载录：“我所以把两年夏天的事情放到一起叙述，目的是要人们暂时不去注意国内的那些恐怖事件”（《编年史》，6，38）；尼禄喜好“在各个公共场所设宴，仿佛全城都是他的宫殿似的”，其中尤以提盖里努斯所安排的那一次“最为奢侈，也最为荒唐”：“我把他的宴会作为典型加以叙述，这样就不必三番五次地再去叙述那单调乏味的奢侈事例了”（《编年史》，15，37）；遭受尼禄迫害自杀的塞内加在临终前夕“口授了长篇的谈话”：“因为谈话的全文已经发表，因此我就不在这里重述了”（《编年史》，15，63），等等。⑦ 然而尽管努力尝试着克制，但出于对“惩恶扬善”道德目的的捍卫，史家却总是一再对此放纵。甚至其中许多史事的载录颇有些“变本加厉”的味道隐与其间。譬如“对于显赫家族所遭受到的灾难来说”，“这里应作一点简单的回顾”，“至于其他犯罪者的遭遇，我希望我能在那一时期的通史中加以记述，如果我能完成当前这部书并且尚有余年来从事别的著作的话”（《编年史》，3，24）；“在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和西里乌斯·涅尔瓦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一开头就遇到了可耻的事件”（《编年史》，4，68），“我并不打算把这一年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是，对于这类罪行累累的人的惩罚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件，在适当的时候我还要提到”（《编年史》，4，71）（比较参看：《历史》，4，50；4，67；《编年史》，13，49等相关论载）。于是，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值不得记述下来的小事情”（《编年史》，4，32）竟然“值得”其不厌其详，也许更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了塔西佗对诸如此类题材近乎执着的“偏爱”！
    事实上，为了在“历史真相”的意义上通过“善恶必书”实现“惩恶扬善”的撰述目的，塔西佗举列的大量道德事例几乎尽为“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与“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即使是在诸如此类的题材范围之内，塔西佗仍然强调通过更为典型的“无关紧要的、值不得记述下来的小事情”--尤其是选取那些最具特征或最能够说明问题的道德实例，举一反三、以小见大地说明历史真相。相比之下，塔西佗有关死亡问题的探讨似乎最为能够集中而充分地彰显与此。大量正直或邪恶公民的死亡是其反思罗马历史与当下现实的特殊视角之一：许多出身名门望族者的死亡（包括自杀或他杀）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不幸，因而充分折射出了帝制的暴虐和时代的险恶。尤其是，暴君的“特殊恩惠”使得自杀在罗马甚是盛行，“由于人们害怕被处刑以及由于当一个人依法被判罪的时候他会丧失自己的财产而且得不到埋葬，所以这种死法就很流行了。但是另一方面，自杀的人则又由于这种速死而得到埋葬尸体的待遇，而且他的遗嘱也将会得到尊重。”（《编年史》，6，29）于是，接二连三的“死亡”竟然能够构成当下帝国一道“永恒”的血色风景线。塔西佗笔下的“死亡”论题不仅表现在众多高门大族人物“非正常的死亡”，而且还充分体现在众多下层普通民众甚或“小人物”的死亡方面。⑧ 譬如，塔西佗描写内战期间维提里乌斯军队所制造的发生在“离罗马七英里”地方的一场“最可怕的屠杀”展示，其间通过屠杀“手无寸铁”平民过程中一个更为细小的情节实现，即“有一个士兵的父亲同这个士兵在一起时被杀死了”（《历史》，2，88）。在此两个层面上，死亡的惨绝人寰性正得以揭露无遗！在类似意义上，塔西佗反复声明了对诸如此类题材毫不妥协意义上的“善恶必书”。譬如，一名士兵因为在内战中杀死自己的同胞兄弟而向高层索要报酬--
    我从最有权威的作品那里知道，胜利者已经把是非界限混淆到这样程度，……这件事的下文如何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在先前的内战里却发生过类似的一件罪行。西森纳说过，在雅尼库路姆山上对秦纳作战时，彭佩乌斯的一名士兵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但后来在他发现了自己的罪行时就自杀了。在我们的祖先身上，对于罪行感到的悔恨情绪以及对于崇高行为感到的光荣都要比我们强烈得多啊！这样的事情以及从罗马的古代历史上引用来的其他事例，我应当在我的著作里适当地方加以叙述，只要我所讲到的事情或当时的情况需要我举出正当行为的例子或是为错误行为减轻其罪恶性质的话。（《历史》，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