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在《塔西佗》第八、九两章，马丁主要探讨了《历史》和《编年史》的材料来源及共处涉的问题。诚如他所强调指出的，“在对所要表达阐发的整体内容形成一个清晰的图式之后，（塔西佗）转而在体系内部为其中的每一个具体章节收集证据。他发现了一个先在（pre-existing）的适合于自己的文学叙事模式……，他将之作为叙事的基础，倘若必要，则通过新的材料完善与之……倘若这一先在的文学叙事模式不能满足要求，他则转向别处……直到其适合他的目的”。参看Ronald Martin,Tacitu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11.比较参看Ronald Syme,Tacitus（ Vols.Ⅰ，Ⅱ） ,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Chap.Ⅲ and Ⅴ。； Clarence W.Mendell,Tacitus:The Man and his Work,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Chap.10.
    ⑤参看G.B.Townend," Cluvius Rufus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5,No.4.（ Oct.,1964） ,pp.337-377.
    ⑥许多前代学者试图确立《编年史》每一章节具体的材料来源，乌拉沃密尔则强调认为塔西佗利用了许多不同来源的材料，并暗示应当警示现代读者：塔西佗并没有如同一个现代历史家所期待的那样处涉材料（包括技艺方法和严格的史料批判等）--他所选用的似乎是与罗马人天性相互适应的“垃圾材料”（ " contaminatio" ） （ p.xviii） 。同时乌拉沃密尔也强调指出，塔西佗有关历史人事的批判怀疑主义及其倾向性的解释削弱了客观公允性--尽管如此以来增进了作品的可读性。参看Pierre Wuilleumier,Tacitus,Annals i-iii,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74.Review author[s]:R.H.Martin,The Classical Review,New Ser.,Vol.27,No.1.（ 1977） ,p.117.比较参看【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1页、第125-126页、第131页。
    ⑦吉恩斯伯格认为塔西佗拒斥了编年体史学的精神而继承了其书写形式，这充分体现在其拒绝将逐年纪事（ year-by-year,narration） 作为一种绝对主导性的叙事原则。譬如有关国外史事载录的不足不仅是材料匮乏的问题，同时也是塔西佗有意将之作为叙述国内事务的间隔或以之投射反衬国内的不幸与罪恶；塔西佗并没有受制于传统的编年叙事，但却懂得如何通过应付自如地驾驭编年体叙事以强化其对早期帝制的理解，等等。鉴于塔西佗史学的博大精深，人们可以从多重视角分析理解其叙事结构，吉恩斯伯格的贡献在于其对塔西佗基本叙事结构系统、实证性的思考和总结。参看J.Ginsburg,Tradition and Theme in the Annals of Tacitus（ Monographs in classical studies） ,New York:Arno Press,1981.Review author[s]:Miriam Griffin,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72.（ 1982） ,pp.215-216.
    ⑧Ronald Syme," Obituaries in Tacitu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9,No.1.（ 1958） ,pp.18-31.
    ⑨某种意义上，塔西佗的选材意旨与司马光《资治通鉴》明确宣称的所谓“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一书”似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意。事实上，类似的思想旨趣同样可在古罗马另一伟大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史学当中寻得“一鳞半爪”。譬如论及史学创作动机，史家强调指出--
    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事件挑选出来，笔之于书。……下面我便简要地并且尽可能忠实地叙述一下喀提林的阴谋事件；我认为这是特别值得追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喀提林阴谋》，4）
    以此我们或许不难作出如是推断，能够引起撒路斯提乌斯强烈兴趣且促使其要在“历史真相”的意义上予以着力强调的诸多史事，似乎也多属于塔西佗所谓“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与“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当然，塔西佗选材上的专注与苛刻某种意义上亦多有消极负面影响。比较参看Clarence W.Mendell,Tacitus:The Man and his Work,Chap.2:" Historiography before Tacitus" .；马丁在其论著开篇即主要探讨了塔西佗之前希腊-罗马史学传统（Greco-Roman historiography）。论者强调认为，在拉丁史学史上老伽图和撒路斯提乌斯等皆试图关注并强调道德问题，而这些史学理念对塔西佗史学思想影响最为深刻（ Chap.1," The Tradition" ; cf.p.251 n.5.） 参看Ronald Martin,Tacitus.；【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2页；【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译者序言”，第76-77页；塔西佗《编年史》第3卷30章中相关论断；A.J.Woodman," The Preface to Tacitus' Annals:More Sallust? " ,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42,No.2.（ 1992） ,pp.567-568.; Mellor Ronald,The Roman Historian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9,p.90,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