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主要是在“最典型性”与“最真实性”两个层面上加以探讨：在与古罗马淳朴道德遗风鲜明对比的基础上，当下罗马的堕落与时代的罪恶究竟深及何地当是不言自明的了。于是，出于对诸如此类题材的强烈偏爱，甚至死亡也被赋予充分而浓烈的道德内涵！当然，塔西佗对“典型性实例”的选取绝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此（比较参看：《编年史》，4，69；5，6-8；6，26；6，29；6，48；14，47；14，57；14，59等相关论载），但其“于恶必书”意义上的撰述主旨却与其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尤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选题的苛意求工某种意义上也深刻揭示了其究竟何以要孜孜以求得“历史真相”的问题。譬如以日耳曼尼库斯的暴亡真相为例--
    重大的事件照例总是扑朔迷离的。一派人相信一切传闻的证据，不管这种证据具有怎样，的性质，都是无可争辩的；另一派人则把真相歪曲成同它正好相反的东西。这两种情况到后来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其错误程度。（《编年史》，3，19）
    对于意欲“惩恶扬善”的史家而言，真实地揭示“历史真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这些“重大的事件”是说明罗马当下现实景况的重点，但由于“总是扑朔迷离”因而也是难点所在。在此意义上塔西佗坚信，人间万事万物总是存有迫切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历史真相”，因为“真实情况和诈骗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接近，而掩盖真相的面纱又是多么神秘莫测！”（《编年史》，4，58）另一方面，暴君暴政时代的整个罗马始终处于一种危机四伏人心浮动的风雨飘摇之中，对于诸如此类事件真伪的澄清往往事关国家的稳定与民族前途，“无论什么事情一经谣传，就必然会被夸大并为人们所相信，因此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便感到痛心，但是许多不满现状和渴望变乱的人却幸灾乐祸”（《编年史》，3，44）。譬如，在紧随费迪纳惨祸之后的又一次惨绝人寰的灾难中，曾经作为罗马人昔日光荣和福祉象征之一的凯利乌斯山被焚毁，塔西佗深感惋惜的同时也为帝国前途未卜的幽暗命运表示深切隐忧。通过论载一些标志古罗马无上荣誉与辉煌历史的相关“说道”，史家揭示了这一“偶然发生的事件”及其历史真相的深刻内涵，“在这里说一下下述事件是合适的”（《编年史》，4，65）。譬如“在征服了若干强国之后”，克劳狄乌斯在位时期“扩大了城界”。考虑到城界的扩大与否是标志罗马国家兴衰的一个“晴雨表”，“我认为是值得好好研究的”（《编年史》，12，24）。再譬如，面对尼禄与波培娅这对荡夫淫妇丧尽天良的滔天罪行，元老院照例不光彩地充当了罪恶的帮凶--
    这类的话我还要讲多少次呢？所有那些从我的作品以及从别的作品知道了那一时期的历史的人，都可以认为这样的事实是当然的，……凡是先前被认为应当庆幸的事情，现在看来正是国家的灾难。虽然如此，任何一项元老院的命令，不管它谄媚到什么程度，卑鄙到何等地步，我是决不会把它放过去的。（《编年史》，14，64）
    如前所述，在塔西佗看来，道德问题总是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互呼应，史家正是基于罗马国家和民族长远根本利益的层面而追索“历史真相”的！事实上，通过援引大量诸如此类的“道德实例”而深刻批判当下罗马的丑恶现实，是塔西佗史学一以贯之的叙事主题，更是其矢志不渝追求的首要目标。这一点更可以从其对“他们”无所事事“不作为”的指责当中体现出来（比较参看：《编年史》，2，88；4，53等相关论载）。当然，史家偶尔也会似乎是在“不经意间”记载一些看似与诸如此类题材毫不相干的史事。譬如提贝里乌斯暴政使得各种罪恶与不幸集中频发，“但是在这一连串的悲剧中间，却有一件比较令人高兴的插曲”--“皇帝赦免了被证实犯了写诗诽谤他本人之罪的一位罗马骑士”。然而细究端详不难发现，其真正目的却仍然是要通过对比以揭橥隐藏在现象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编年史》，4，31）
    在此意义上我们强调认为，通过对史事究竟“值得”或“不值得”的价值判断，塔西佗进一步明确了题材之于历史撰述及其目的的重要意义，即“历史真相”与史学“最高职能”之间的紧密关联。尤其是，哪些史事更容易在“历史真相”的层面上引起史家的情趣，而哪些史事更容易说明“历史真相”等等。譬如史家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垂鉴思想促使其将全部的注意力投射在诸如人事兴亡、历史盛衰等现实问题的思考，所谓的“历史真相”则是深具某种道德训诫与价值启谕的“历史事实”：惟有诸如此类的史事才能够成为并有助于揭橥“历史真相”。⑨
    注释：
    ①在麦考莱、泰纳（Taine）、西姆（Ronld Syme）、马丁（Ronald Martin）和迈勒（Ronald Mellor）等著名学者看来，塔西佗在古代罗马历史学家中绝对是最伟大的，堪与希腊史学界的修昔底德比美。或认为，塔西佗虽然作为历史学家的声名时而放大时而衰减，但理应同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一起忝列于罗马最负盛名的大历史学家当中，其影响和地位当接近或稍在二人之上。塔西佗的传世作品除《关于演说家的对话》而外，现皆有中译本：《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历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以下凡相关引文除非特别注明者皆引自是书，以下凡着重号除非特别注明者皆为笔者所加，恕不另行一一说明。
    ②当然，在西方学界强调塔西佗史学的道德主题并非鲜见。譬如杜德勒尤为强调塔西佗的撰史主题：史家最为关注的是道德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事实（Chapter Two）。在此意义上，杜德勒广泛涉及到皇帝、元老院、军队、行省以及罗马城等，从而揭示了塔西佗史学深厚宏阔的道德叙事背景（参看Donald R.Dudley,The World of Tacitus,London:Secker & Warburg;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8.）。通过探讨塔西佗宗教与哲学观念的罗马主义以及隐与其后的传统性因素，斯考特强调认为；罗马历史某种意义上作为一部道德衰败史在老伽图、撒路斯提乌斯、李维以及其他许多拉丁史家具体的史学活动中获得一致的体现，塔西佗则继续严格坚守着古罗马宗教信仰并进一步强化了其欲拯救当下罗马的极端要义（参看Russell T.Scott,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Rome:The American Academy,1968.）。在前言中，马丁明确强调了塔西佗全部作品的撰述主旨，即构建帝制体制下罗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道德（Virtus）；罗马道德沦丧的当下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了塔西佗的悲观主义；塔西佗竭力试图通过对当下国家政治体制（尤其主要是元老院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张力）的考察揭示其中的原因所在；塔西佗所塑造的特有的文风较为有效地表达了史家对时代问题的见解。总之，有关道德与政治问题的主题贯穿于塔西佗史学始终，因而也是马丁论述过程中频频予以强调的（ pp.38，47，94，129f：，136f.，etc.参看Ronald Martin,Tacitus,London:Batsf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在迈勒（Mellor）看来，在暴君暴政之下塔西佗所处时代元老贵族的道德沦丧部分性地说明了：塔西佗究竟何以要尤为关注于政治活动中的道德因素。诚如论者所指出的，“塔西佗清楚地意识到了罗马人的道德沦丧与国家政治衰落二者之间的微妙关联”（参看Ronald Mellor,Tacitus,New York and London:1993,p.52.）。更有论者尤其提醒读者注意，作为评判和建构人类行为的源泉，道德向度无论是对于塔西佗抑或所有拉丁史家无疑都是最具根本性的。在此意义上，从理解塔西佗（ " Understanding Tacitus" ） 出发，论者倡导一种对塔西佗思想全景式的解读视角（p.xiii）--尽管一种统一性的视角无法获致（参看W.H.Fyfe（ trans） ,D.S.Levene（ revision and ed.） ,Tacitus:The Histories（ The World' Classics） ,Oxford and New York:1997.Review author[s]:Michael Coffey,The Classical Review,New Ser.,Vol.48,No.2.（ 1998） ,pp.501-502.）。
    ③西方学界之所以格外关注塔西佗的史料来源、具体处涉情况，关键在于这涉及到其作品所载史事真实与否的问题。有论者提供了一种考察思路似乎有助于我们探讨于此：即塔西佗对史料的阐释与其所提供的史事是否内在一致，其笔下的公元1世纪帝国是否与我们今天的相关认知大体契合一致。参看M.1.W.Laistner,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p.1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