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湘军之成为政治势力集团，还在于湘军官佐长期以来建立的一种在政治上相互倚恃、互相支持的一种组织联系纽带。这种联系并不是指湘军这一种表面的、形式的东西，而是指在政治上同道、仕途上同命、家族上同荣的深层联系。这种联系在湘军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随着湘军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各种现实利益的存在，也就日益加强。
    在湘军兴起之前，组成未来湘军官佐群体的湖南士子，就具备了一种基于共同政治倾向的组织上的联系，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湖南经世派士人圈子。他们包括曾国藩、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忠源、王鑫、欧阳兆熊以及左宗棠等等。这批人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前，就以研求经世之学、标榜匡世济民而在湖南小有名气，彼此间书信往来，形成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对湖南士人来说，身为京官、忝居高位的曾国藩是他们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的代言人，也是他们走向仕途的引路人；对曾国藩来说，这一批与其声类相同的家乡士人，既是他可以引为奥援的政治基础，又是他在家乡赢得声名的途径和媒介。他们彼此间都有各种功利的、现实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在社会变乱的王朝末期澄清天下、实现经邦治国的经世之志的理想，也就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功利或建立勋业的欲望。所以，在湘军建立之前，这一士人群体就聚集在曾国藩周围，形成了一个虽不能影响朝政、却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政治势力集团。湖南士人则不断为曾国藩鼓气，希望他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11）。而曾国藩本人在这一时期，每有奏折，也往往“录往一通”寄给湖南士子，以表“国藩忝窃高位，不敢旨韦取容以重负故人之期望”之心（12）。可见，湘军的官佐们在结军之前在政治上就有着深厚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成为了他们日后建立湘军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的出山建军，也还是在湖南士人的敦促下实现的。当时曾氏正在家丁忧守制，接到咸丰帝帮办团练的诏谕时，他还有过“墨绖从戎”，“有亏大节”的犹豫。是郭嵩焘风尘仆仆地赶到荷叶塘，力劝其出山，说：“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13）还是湖南士人了解曾国藩，既解除了曾氏理学家的隐忧，又提出了他的“乘时而出”、“澄清天下”的夙愿。曾氏的出山，同时也为湖南士人实现经邦治国的理想提供了一个机会，为以湖南士人为主体的湘军形成政治性集团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与历史上任何封建性的军事、政治集团一样，湘军的内部也是依靠各种封建的家族、宗族、乡里和师生关系来维系的。湘军的将领不仅以士人为主，而且这些士人大都有着同乡、同学、师生、亲友等关系。早期湘军全都是湖南人，以后出省作战，也有过一些外省人，但仍然是以湖南人为主，其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且大多是湘乡人，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14），而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15）。除此之外，湘军将领大都有师生关系。罗泽南所统率的湘军，其部将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鑫、蒋益澧、刘腾鸿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6）。有的本来没有师生关系，为着现实的需要，也认为师生。如曾国藩就认李鸿章、彭玉麟为门生，胡林翼拜罗泽南为老师，虽为部属关系，但执子弟礼甚恭。至于湘军将领间的联姻关系，就更非鲜见了。胡林翼与罗泽南是亲家，罗又与曾国藩是亲家，而曾又与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都是亲家。这样，湘军将领就形成了以书生为主体，以同乡、同学、师生、亲友为联系纽带的群体。从政治上来说，彼此目的一致；从个人关系来说，大家利益攸关。所以说，湘军在它的组建与发展过程中，便具备了结成势力集团的显著特征了。当然，应当指出的是，湘军的这种封建性关系纽带，是一种政治（倾向和需要）的结合，这就有别于那种纯粹的军事需要的军阀集团之中的关系网络。这也是湘军之作为政治性集团的制约因素。
    湘军建立以后，湘军将领们的这种政治上同道、家族上同荣的联系纽带，更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利益的紧密联系，具备了现实的政治势力集团的特征。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除个别人以外，总的来说湘军将领们是同声共气，为着集团的利益、也就是为着封建政治的利益而团结一致的。正是因为如此，湘军才战胜了太平天国，逐步成为左右晚清政局的势力集团。这一种利益共攸、仕途共荣的集团心理，在曾国藩二度“墨绖从戎”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曾国藩在击退西征入湘的太平军以后率湘军出省作战的最初两年还是十分顺利的，为挽回清政府的失利立下了功劳。但从1855年春天进入江西以后，两年内作战接连失利，战事毫无进展，且办事又多受江西地方官吏的牵制，令其心灰意冷，而战事的失利又颇受官绅的讪议。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借父死丁忧的理由，再次回家守制。当三个月假满时，曾国藩要求在籍终制，未得咸丰帝的同意，咸丰令他“假满回营，力图报效”。但曾国藩想起在江西受地方官牵制、处境艰难的情形，不肯轻易答应，乃一方面上奏请求开除兵部侍郎缺，一面又上奏沥陈办事艰难，称“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17），以退为进，向咸丰讨价还价。谁知咸丰疑其恃重邀权，乃顺水推舟，照其所请，开其署兵部侍郎之缺，准其在家守制，让他坐冷板凳。此后一年之内，各部湘军终于打破了坐困江西的局面，陷武昌、克镇江、复九江，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等湘军将领，纷纷加官晋级，这使得闲坐在家的曾国藩十分难受。显然清政府在抛开曾国藩这一湘军的创始人而启用他的部将。在这种情况下，湘军的将领们保持了作为一个政治性势力集团的团结，不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保持与曾国藩的密切联系，且不断在寻找机会向清政府要求重新启用曾国藩。早在1857年10月，胡林翼便奏请起复，1858年5月，继李鹤章之后，胡林翼再次奏请咸丰起用曾国藩，终于促使清廷下诏起用，而曾国藩此次也不再提巡抚之事，闻命即行，又回到了湘军大营。
    以上只是湘军集团在仕途与官场互为倚角、同声共气的较为典型的例子，其他如左宗棠京控案等等，都无一不反映了湘军集团内部联系纽带的紧密。诚然，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大多数以武人挟政的势力集团中可以看到。但湘军将领之与曾国藩，并不单纯是一种荣辱共与的官场奥援，更是一种政治的、精神的象征，是这批标榜经世、希冀功名与勋业的湖南士子早已认同的领袖。没有曾国藩的统领，湘军充其量也只能是清政府可资利用的一支军队，而不能成为以后拥有东南半壁河山、左右晚清政局的势力集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湘军内部各种维系其成为势力集团的政治、家族、利益的因素，只不过是湖南经世派士人实现经邦治国、澄清天下宏愿的一种媒介，这也是影响湘军成为政治性势力集团而不单纯是军事性集团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