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学者根据18世纪时清代官员和外国传教士的记载，认为当时清朝官员腐败问题极其严重，且无处不在。(37)清廷最高统治者尽管不承认、甚至不能看出各项漕弊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但每位君主几乎无需费力就能看出刁生劣监背后的官员腐败问题。
    乾隆四十八年(1783)，江苏巡抚闵鹗元参奏：上年收漕时，青浦县知县杨卓与该县生监倪溶等，揽收花户漕米，勾结漕书梅锦章等，包纳上仓，瓜分余利，“请旨革职究审”。乾隆虽然认为：“劣衿把持公事，串通蠹书，包漕渔利，最为地方之害。”但对与梅锦章勾结的知县进行了惩处，“着革职拏问”。(38)再如，嘉庆年间，在宜兴等地，百姓交纳漕粮，每石加至七八斗。百姓被逼以次充好，在开征之初则拖延不纳，待兑运在即，遂蜂拥而入，让官吏不暇验收。“且有刁生劣监，广为包揽，官吏因有浮收，被其挟制，不能不通融收纳。迨核计所收之米，已敷兑运，即以廒满为词，藉收折色，分肥入己”。(39)经嘉庆四、五年整顿，“从前加四、加五、加倍之弊，均已革除”。但嘉庆六年江苏征收漕米时，苏州知府任兆炯藉弥补亏空为名，将苏松等四府漕粮，尽数包揽承办，照旧加收浮粮，“以致该州县等竟敢公然仍复陋规，毫无忌惮。而劣监刁生，藉此挟制取利，故智复萌。旗丁等见地方官加收粮石，亦欲多索兑费，任意勒掯，百弊丛生。两年以来剔除漕弊、恤丁惠民之事，竟废于一日”。(40)
    由于平民交纳漕米的总数减少，加之生监们参与分享浮收带来的额外利益，官吏们黑色和灰色收入势必极大地下降，因此，生监包揽漕粮的潜在受损者是官吏。在专制体制下，政治话语权向来被官僚集团所操纵，作为与官僚集团不断冲突的知识群体，被官府妖魔化应是必然之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地方官吏(包括清官)最痛恨刁生劣监了。一位江南地方大吏称：“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并有无能州县，虚收给串，坐吃漕规，以图买静就安，遂致狡黠之徒，视为利薮，成群包揽，讦讼不休。州县受制于刁衿讼棍。”(41)更有地方官员发布告示称：“种种欺骗，般般诡诈，固由择术不慎，并非矢人之不仁，实则靠此为生，希冀渔人之得利，但知填己溪壑，不顾破人身家。此等忍心害理之为，多属劣监刁生之辈……罪实不可胜诛，言之殊堪痛恨。”(42)前述王廷瑄案发生时，江苏地方大吏甚至立碑直斥生员们“此直无赖棍徒之所谓，岂复尚成士类乎!”(43)
    事实上，生监通晓国家法度，常常以法律为依据与地方官对簿公堂，甚至对其要挟。而清代官员向来奉行政治至上原则，真正依法行事者乃凤毛麟角，要找出官员们的违法犯罪证据，实易如反掌。因此，官员们往往看轻生监的真正违法行为，反而极其憎恨其对法律的较真，即便清官也不例外。江苏巡抚林则徐称：“生监之弊在于包揽，平居无事，惯写灾呈，一遇晴雨欠调，即约多人赴官呈报。若经有司驳斥，辄架民瘼大题，联名上控。及闻查赈，则各捏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力能弹压。只要遂伊所欲，便可无事。否则挟制官吏，讦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辈为之。”(44)江南地方官对“讼师”、“讼棍”的憎恨远甚于盗匪，涉讼生监向来是地方官打击最力的群体之一。
    嘉庆己未，王述庵在《与平恕书》中指出：“至近年州县所以鱼肉诸生，其意盖在立威，威立而诸生箝口结舌，则庶民何敢出而争控?是以狱讼之颠倒，征收之加耗，无所不至。”(45)王述庵指出，牵连甚广的吴中杖责诸生案实质是苏州地方官惧怕诸生检举而一手策划的冤案，“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县或有阳奉阴违，倍收多取，恐生监连名讦告，而州县指为哄堂闹事者甚多”。他直陈：“抑或如此案不科州县之失，而即科诸生之罪，若仍助其焰而长其气，则吏治之坏，不知伊于何底也。”(46)
    1802年，嘉庆帝严旨要求江苏整顿漕弊，地方官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场潜规则，“不清其源，而专欲惩治生监土豪”。嘉庆帝敏锐地看穿了官员们故意把经念歪的伎俩：“以为奉有谕旨，则地方官即不虑其挟制，生监等目睹浮收情弊，亦不敢与之计较。伊等之意，岂能逃朕洞鉴耶?”(47)
    但清专制统治者的终极目标是维持政权稳定，而不是增加民生福祉和民众尊严；所谓清除漕弊、减轻平民些许负担不过是作为维护稳定的手段而已。而为了维稳这一大政方针，地方官员越出法度的残忍手段和暴力举措，多为最高统治者默许、甚至支持。这种事例俯拾即是。如乾隆初年，江苏官员听任商人购米出洋，引发苏州等地米价上昂，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苏州市民顾尧年向官府建议平抑米价，“哭吁抚辕，从而和者，纷如聚蚁”。(48)署江苏巡抚安宁实际上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苏州当时有“禄山不去地无皮”之谣。(49)仅安宁家奴李忠，违法所得达四五万两白银，因而人称“安宁，实不安宁”。(50)安宁在苏州拘捕39人置狱，乾隆帝在背后一直支持和鼓励安宁对苏州平民实施残酷暴行。他给安宁的上谕中称：“近年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之案，几至效尤成习。而吴中民情素属浇漓浮动……若不严行惩创，何以示警?”(51)他亲自下令杖毙顾尧年、陆文谟、曹大混等人。(52)
    作为清政权支柱的地方官员，又往往利用维稳这一大政为托词，反向挟制中央政府，以掩饰自己的不法之事，使中央政府惮于惩处其犯罪行为。
    当由恶劣体制和无良官员造成的社会危机爆发时，清廷既不可能改革其体制，也不可能对官员进行更严厉的监察，而是把基层社会中具有动员能量的生监们视为政权的大敌，予以严厉的打击。
    明末江南市民的群体性事件，曾予清廷以莫大的教训。(53)清帝对任何可能有损于稳定的事件，均作为政治大事。每位皇帝的硃批，对群体性事件无一例要求从宽的。1748年，江苏盛泽民众遏籴，乾隆指示两江总督：“重处以示警，毋稍姑息也。”(54)同时斥责署江苏巡抚安宁：“恐如此之宽，民益恨也。”(55)因此，地方官员往往夸大生监们的号召力，把他们说成群体性事件的祸首，塑造成专制政权的潜在危险。(56)两江总督陶澍称生监们“人繁势众，一经整顿，群然觖望，大则纠众闹漕，小则造谣兴谤”。(57)
    江苏地方大员给道光帝的奏折称：“包漕衿棍，藉此横索陋规，不可不亟行革除。据奏富豪之家与稍有势力者，皆为大户，亦有本非大户而诡寄户下者。其刁生劣监，平日健讼者，则为讼米，完纳各有成规，而讼米尤甚。稍不遂意，非逞凶闹仓，即连名捏告，藉控为抗，包揽分肥，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至二三万两。”(58)可想而知，如果每县具有相当号召力的刁生劣监真的达到三四百名，显然构成了对专制政体的莫大威胁，不能不引起清帝的警觉。
    江苏巡抚陆建瀛奏称：“江南办赈，每有刁生劣监，希图染指，煽惑愚民滋闹。”(59)冯桂芬写道：“于是刁生劣监，挟制更多，小户愚氓，怨恨更甚。”(60)
    不论生监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社会动员能量，均是统治者极为忌惮的。1748年，乾隆帝下达对青浦县朱家角镇、吴江县盛泽镇遏粜和吴江县咆哮县堂案的指示，要求督抚们，“凡事当绸缪于事先，豫为布置，勿令群情汹涌。倘有奸匪倡谋，即应早折其萌芽，勿令纵恣”。(61)
    乾隆二十八年，据庄有恭等奏：访闻金山卫生员徐筠、南汇县生员徐周柄，跟从杨维中学习“邪教”，吃素诵经。并于各生员家中搜出《金刚弥陀经》及忏图册，经审讯得知系弥勒教支派。乾隆闻报后，谕军机大臣等：“徐筠等身列青衿，亦私藏经忏。受其蛊惑，则愚民之转相煽诱，流入邪匪，更不待言。该抚等自当严行查究，将传经设教之首犯，按律定拟，以示惩儆。”(62)
    道光初年，御史孙贯一奏：“前数年之勒折，不过两倍市价，今则三倍市价。”对此，道光帝把打击重点转向了刁生劣监。如1822年，下令：“着通谕有漕省分各督抚，饬属严密稽查。如有刁生劣监等把持渔利，即行访拏。”(63)1826年，再次严令：“钱漕皆惟正之供，各州县如果实力征收，何至民欠累累?若刁生劣监任意抗延，动辄藉词控告，尤应随时惩办……毋稍宽纵，以儆刁风而清漕务。”(64)
    可以看出，清廷对刁生劣监的打击，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平民的负担，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清除具有社会号召力的人。在发生较大的生监动员事件时，政府对生监往往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而在一些没有构成违法的事件中，当生监们显示了其动员潜力时，官员们则使用其他手段(如羞辱、恐吓等)加以惩罚。(65)嘉庆年间在苏州发生的吴中杖责诸生案，地方官员借诸生欠贷、聚集为名，对诸生“四出查拿，牵连数十，掌嘴销顶，凌辱不堪”。(66)
    1825年，道光帝下令：“士为四民之首，欲正民风，先端士习。着各省学政严饬各学教官，随时稽查详报，毋使身列胶庠，恃符滋事。如有刁生劣监，即分别戒饬褫革。”(67)官员甚至为生员量身定做了“合法”的用刑步骤：“贡监生员每多包揽词讼，平空插入，扛帮讼事，如果到案，不可轻易责打。即或逞刁顶撞，亦不可认真发怒，即交号房看守，速将可恶之处及平日恶迹据实声叙，详请斥革功名，奉到批示，然后用刑惩办，始无后患。”(68)可想而知，在中国，官府欲寻生监“平日恶迹”，实如探囊取物。而通过塑造生监劣行并加以惩处，可从精神方面削弱生监们的社会影响力。
    清王朝进入中期，各种社会弊病层出不穷。这些弊病多肇端于掌握权力的利益集团对平民的掠夺，漕弊仅是冰山之一角而已。生监包揽的根源是恶劣的体制和官员的腐败，但当时是官员、而非生监掌握社会的话语权，由刁生劣监来承担社会积弊的主要罪责，既合乎专制者的利益，也合乎官僚利益集团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