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关于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学术界多有记述。本文仅就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关系略作阐述。
    一
    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推崇，在他的论著、演讲、书信、谈话等文稿中随处可见，可谓崇尚有加，其中《科学的学庸》是蒋氏对《大学》、《中庸》的解读，最能代表蒋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科学的学庸》，为蒋氏1959年在台北订正。其内容共分三部分：一、大学之道上篇、大学之道下篇；二、中庸要旨；三、政治的道理。并附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书经》、《诗经》、《礼经》、《春秋》，通称“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堪称中国文化学术的宝藏。其中《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的两篇，后人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提出加以解说阐发，尤其是南宋大思想家朱熹为《大学》、《中庸》写了“章句”，为《论语》、《孟子》写了“集注”，合为一书，称为《四书章句集注》。该书汇集了历代对四书的注释，加上朱熹的训诂、解释、阐述，形成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正宗的儒学传统。蒋氏指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85页。）其中关于《中庸》，蒋氏指出：它是“我国四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哲学”，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8页。）。对于《大学》、《中庸》，理学家程朱认为是“初学入德之门”，是“孔门传授心法”。蒋氏亦附会程朱解，逐句对《大学》、《中庸》作了解释与发挥。如关于“中庸要旨”，他说：“研究中庸时，第一点我们应该知道大学、中庸二书是不可分的，一般所谓学庸，便是指这两部书互相贯通的要旨而言。程子谓：‘大学者，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又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我们再看两书的要点，大学以格致诚意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就意可以看出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9页。）关于研究中庸的次序，蒋说：“无论阅读何种书籍，最要是看他的序文，或是绪言，这就能得到全书纲要之所在，而后再读全书，才能得到明体达用的结果。现在就中庸这一书来说，照朱子章句，全篇共分三十三章，而以第一章为全书的总纲。这一章就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而第一章之前，还有朱子传述程子的一段绪言，以及第一章后面朱子所附录的一段说明，也是必须首先阅读研究的。我们研究中庸，不仅要读其各章正文，还要细看其传注的解释，最好是先看绪言及第一章附录之说明，然后再看第一章本文以及通观以后三十二章，读完全书之后，再来将诸言及第一章彻底精讨。这样必能得其所谓‘大义微言’之要旨，而后乃能豁然贯通了。”（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8-100页。）关于所谓中庸之纲要“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三句，蒋氏逐句作了解释，他说：“这三句是一气相承的，乃是中庸全书之纲要”。至于“‘天命之谓性’的‘天’是什么？大家应知，这里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所说：‘良知即天也’。又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心之外去别求一个天’。学者必先了解这个‘天’的意义，而后才可以研究中庸而无误”。关于“率性之谓道”，蒋氏的解释是：“‘率性之谓道’一句为承接上下两句之枢纽。‘率性’不应作任性解，而率是循的意思，率性就是循其性，亦就是顺应天性”。“依照朱子序文所说‘率性之谓道’的‘道’字，就是阐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信也）执厥中’。尧以传之舜、舜以传之禹的中国历圣一贯相传之‘道’，我以为这四语，实在就是中国道统所传授的心法中之要诀。乃可名之为‘道统四语诀’”。“盖人道天道，本是一体，即人即道，道与人之间本没有丝毫间隔，所以说，‘反求诸身而自得之’，就是说道即在你本身的内心。只要你能自反于心，其道就能自得了。至于自得的方法，只要将被外物所诱，物欲所蔽，自私自利的私心祛除掉了，则本然天性之善，就彰明显著，充沛自在。可知一个人只要能‘存天理、去人欲’，即可‘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合为一体，只要你真能‘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关于“修道之谓教”，蒋氏首先说明“道”与“理”的关系，然后阐明这一个本乎天性的道理，就是“修道”，就是“教”。他说：“所谓修道，实在即求合乎自然之理。无论何事何物必有理存乎其间，能研究此理而求合之，一切事业未有不成功的，大学所谓即物穷理的工夫……尤其是中庸所讲天命天道与人性一致之理，我们如能真实领悟，便可成为合乎天理、应乎人情、堂堂正正、俯仰无愧的一个人。”（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01-103页。）以上仅是蒋氏“中庸要旨”中，对所谓中庸全书之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的解释，就可表明蒋氏对于诸子之学的理解与钟情。正如蒋氏自谓： 8岁时读大学中庸，9岁读毕四子之书。在18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 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28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38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48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注：王觉源：《力行哲学引义》，第132-133页，（台）正中书局，1986年版。）。又说：“中国有很好的伦理哲学，政治哲学，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如果我们把中国大学、中庸之道整理提倡起来，世界中没有那一个哲学能够比得上我们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65页。）。“我们最要紧的， 是将中国固有的德性， 即从古遗传给我们最紧要的东西，不要忘掉”（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 第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