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蒋氏将中国道德范围内的“内治工夫叫做‘性命之学’，把知识范围外的外修工夫称为‘经世之学’，而以两者的均衡和统一即‘合内外之道’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也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065页。）。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与颂扬，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为反共服务。
    蒋氏是封建传统道德的倡导者，亦是文化上的复古者。其一生，曾两次推行所谓的文化复兴运动，即30年代，蒋氏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和60-70年代在台湾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两次文化复兴运动与其说是复兴传统文化，不如说是为其统治和反共服务。1934年2月， 蒋氏在《新文化运动之要义》讲词中说：“我们现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810页。）蒋氏所谓的“新生活”， 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衣食住行）都合乎民族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目的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使广大人民的一言一行服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60-70年代，蒋氏在台湾再次发起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目的，用蒋氏的话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藉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10月版，第3720页。）。上述，蒋氏所谓复兴民族文化的用心，昭然若揭。
    中国的哲学亦为政治哲学，中国的伦理亦为政治伦理，蒋氏亦承续了这个传统。在蒋氏所有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中，无不含有政治上的目的。如蒋氏在论述什么是哲学时说：“一国哲学之盛衰，简直是关系于其国家之兴亡，与民族的消长，我们现在要求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必要使哲学先能复兴和独立起来。”（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530页。）“我以为我们今日要复兴民族、消灭共匪，亦就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于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基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问题，必须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423页。）蒋氏还强调：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894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蒋氏思想主要以中国道统为根源，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蒋氏又是中国封建道统的卫道者，为此，不惜殚精思虑，死而后已；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甚力，自诩以服膺和承继中国固有道统为己任，其目的均是为其代表的国民党统治效力，为反对共产主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