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述说明，蒋氏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崇尚有加，而儒学道统也影响蒋氏一生。可以说，蒋氏思想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莫不以中国道统哲学为根源，这在他的思想基础“力行哲学”中最能体现。
    蒋氏“力行哲学”重心强调一个“行”字，故称“力行哲学”。如蒋氏所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人类一切真实的成就，都基于力行”。蒋氏“力行哲学”无论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社会等，都基于“天人合一”这一基本观念出发的。而这一基本观念来自中国的道统，其见于典籍甚多；如孔子的“天生德于予”；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朱晦庵的“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故人物之生，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性，然后有形”；程明道的“天人本一体，何必言和”；程伊川的“在天为命……在人为性”；陆象山的“宇宙即吾心”；王阳明的“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等等。蒋氏即以“天人合一”为力行哲学的基本观念，如力行哲学的宇宙论，认定宇宙的本体是心物合一的，是心物合一的本体论。他说：“天下一切事件，总不外乎精神和物质二者，因此在哲学上产生唯物论唯心论和一元论二元论等等不同的学说。”“据我研究的心得，认定精神离了物质，既无由表现，物质离了精神，亦不能致用；所以精神与物质，实为一体之两面，或者说一物之二象，相因而生，相需而成。所以无论唯心唯物，如果偏执一见，都是错的，都是不能应用于一切实际事物，而改善人生，创造福利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48页。 ）“物质不能脱离精神而存在，精神也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宇宙的本体应是心物合一的，宇宙与人生都必须从心物合一论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 267页。）蒋氏进而解释说：何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心物一体”的根源，“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追溯中国哲学思想中一贯相传的道统。这个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从人的自然生命活动中，发现崇高的道德价值，以别于禽兽，以摄理万物。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发挥人的良知良能，力主性善，认人只要充其本然之性，就可以感通万物。所以他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到了陆象山，乃发挥孔孟的微言大义，更明白的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阳明亦剀切地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又说：‘天地万物，皆俱在我的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王阳明又在答复他的学生陆澄的问话中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这几段话，他不仅将天、人、心、性、命、理的关系，说得非常著明，而且把‘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的道理，都说得透彻无遗了。所以我说，只要了解了王学的真义，就可以察知万理，兼赅万物。因为王学和中国一脉相承的道统，‘彻上彻下，只是一贯’的，他就是把人心与物理统摄起来，作为一个元素。因此我说‘天人合一’论，就是‘心物一体’的根源”（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435页。）。关于力行哲学的人生论，蒋氏认为就是研究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在中国的哲学思想里，就是所谓人兽之辨，或人与“非人”之辨。进一步讲，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人性，那便成了“非人”，而与禽兽无异。对于人性问题，蒋氏引用孟子的话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几句话就可说明：凡是人类必须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方称得之为人；否则就不能算是人，亦就是‘非人了’。”（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版， 第2375页。）蒋氏强调：宇宙的本体是‘心物合一’的，宇宙与人生都必须以‘心物合一’论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天地父母生了我们下来，就有一种天赋灵明的德性，这就是明德。明德本来是人生所本来具有的”，我们做人的道理，就是要躬行实践这种本性，复起本体之灵明。更进而扩充发扬之，便自然能养成我们理想的人格，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上说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说，对蒋氏思想浸透之深。
    蒋氏思想以中国道统哲学为根源，主要是受传统儒学文化的影响，而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对蒋氏影响甚微。在蒋氏的论著、讲演、书信等文稿中，对佛道两家虽有几次提及，但也仅仅是片言只语，且对佛教持排斥态度。如1953年9 月他在《军事教育与军事教育制度之提示》演讲词中说：“我们以往的圣哲，给我们留下来的哲学基础，是非常广大高远的，而且都是著之于日常生活之中，虽匹夫匹妇，亦即‘可学而至’的，决非如世人所想象那样虚玄幽妙之谈。只可惜自宋代以来，就掺杂了佛学，于是陷入了清静寂灭的玄妙之境，就是所谓‘静’的哲学；而其能见之于经世济时、实践笃行者，几乎是廖若晨星”，“到了明代的王阳明，才卓然倡导‘知行合一’之学……我们先代的哲学，到这里才算有了生气”（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315页。）。又说：“大家知道，在王阳明的时代，乃是科学尚未萌芽的时代，正是所谓汉儒考据，宋儒性理，又加之佛学空寂玄妙之说，汩没了理性的时候。”（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380。）事实上，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自汉代传入我国以来，它植根、繁衍、发展、演化，并且绵延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明理学，包括王阳明的“心学”，亦是汲取了佛教文化的心性学和道家文化的思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