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儒学人物，蒋氏一生最推崇的莫过明儒王阳明。蒋氏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2378页。）又说，对他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注：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州的《明夷待访录》。），其中之一便是王阳明的《传习录》，他说：“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1535页。）。王阳明，即明代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今浙江绍兴）。他曾筑室故乡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故号阳明山人。王阳明是儒学大师，心学代表人物。《传习录》是阳明心学的总汇，它继承了陆九渊“心学”思想，并对“心学”体系进行了加工论证。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注：《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注：《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尤其是《传习录》中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形成他的心学思想体系。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是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又是道德修养的标准和道德实践的方法，所以又是一种道德哲学。王阳明的所谓“良知”，即等于“心”，是万物的本原和主宰，就是“天理”。这天理就是人心中的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致良知”就是道德修养、实践的过程。同时，王阳明认为知和行不应该分为两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知行合一”。王阳明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唯心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心学”思想对后世思想影响至深至巨，被封建统治阶级来所颂扬。他的“心学”也浸透了蒋介石的心田，成为蒋氏“求学做事的根本”，以及他“力行哲学”的基础。这在蒋氏的《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革命哲学的重要》、《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中国的立国精神》、《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军事教育与军事教育制度之提示》、《革命教育的基础》、《今后军校教育的方针》等文中，均有阐述。如1932年5月， 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王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28-629页。）蒋氏还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与王阳明哲学作了附会比较，得出就“行”的哲学意义上是完全一致的结论。如1950年7月， 他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演讲词中，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二者的一致性：“一，总理注重实行的精神，与阳明学说的本质，在行的意义上，并无出入。二，王阳明所讲‘良知’的知，是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指一切学问、知识之‘知’，不易强求；而且这种知识的‘知’，亦不必人人去求，只要人人去行。三，阳明所谓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知’，是属于‘生而知之’的一面；总理所谓知难行易之‘知’是属于‘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一面。四，将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与‘致良知’学说合并研究，则与总理‘知难行易’学说的精义完全相同。五，总理的哲学思想，符合科学的理论；因为我们一贯的本体论，既不偏于唯心，亦不偏于唯物，而著重于人性论，所以总理的哲学，遂成为世界不朽的学说。”（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042-2043页。）上述，蒋氏用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去比附和阐明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学说，旨在说明二者在“行”的哲学意义上的一致性，目的是强调一个“行”字。就是号召中国的老百姓，只要跟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去“行”就是了。
    总之，关于蒋氏与中国传统儒学，在其论著、讲演、书信等文稿中多有论述，即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他指出，“四书五经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在这些经书里，是有许多‘放之天下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至理名言。当然里面也有很多不适合于现代需要的章句，我们如要使糟粕尽去，精义灿然，那就要把四书五经里面适合于现代需要的传记、伦理、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部分，加以撷取，加以编次，加以解释，使人简切易知，都能笃信，都会实行，那才可以让往圣之学由暗而彰了”（注：蒋介石：《整理文化遗产与改进民族习性》，见蒋载宇：《蒋中正先生思想研究》，第33-34页，（台）正中书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