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总喜欢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殊不知其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生态环境当时也发生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变异，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日趋严重的自然灾害。1888年11月23日《申报》社论在评述其时的灾害状况时即曾慨叹：“天下事固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者，今水旱饥馑之所以为患者，或者其天下古今一大变局乎？”当代中国从事灾害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则将其称之为“清末自然灾害群发期”或“清末宇宙期”，并与历史上另外三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夏禹宇宙期（约四千年前）、两汉宇宙期（前206-公元200年）、明清宇宙期（1500-1700年）相提并论。（注：参见高建国：《灾害学概论》（续），《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徐道一：《严重自然灾害群发期与社会发展》，载马宗晋等编：《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297页；任振球：《全球变化--地球四大圈异常变化及其天文成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的自然灾害势必要给在同一时期兴起和发展的洋务运动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的历史进程。如何深入地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特点、规律及其竭蹶顿挫的历史动因，无疑将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意义。鉴于灾害学界对“清末灾害群发期”的论述比较简略而史学工作者对此又知之难详，这里还有必要首先作一番更具体的考证，以求明了洋务运动究竟遭遇到了怎样一种严重的生态危机。
    一
    就中国灾害史目前的研究深度来看，对“清末灾害群发期”的起迄时间，人们的看法尚有很大的分歧，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它的巅峰阶段正处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特别是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5年）。对此，可以从各种自然灾害成灾的频次、面积、强度及后果等方面找到大量证据：
    证据之一：灾害发生频次急剧增加，持续时间显著拉长。这里所说的灾害，包括水、旱、蝗疫等诸多类型，但最突出的还是水灾。可以说，自嘉道以来，全国各主要流域的洪涝灾害即相继进入加速度发展阶段。如畿辅水灾，其根源之一就是横贯其境、素有“小黄河”之称的永定河。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清朝灭亡的70余年间，永定河共漫决33次，而从1861至1895年共漫决20次，约占总数的2/3，其中的1867至1875年，更创下了连续九年决口11次的历史记录（注：李文海、周原：《灾荒与饥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黄河河道，嘉道年间已是“无岁不溃，无药可治”，1855年自河南铜瓦厢改道北趋后，也没有像魏源早年预期的那样“因败为功”，成为“不幸中之大幸”，（注：魏源：《筹河篇》（中）。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五0，工政，河防一。）而依然是溃决频闻。据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统计，晚清时期黄河发生较大决口的年份共31年，计决口56次，其中1861至1895年间发生决口的年份就有16年，计33次，均占其中的一半以上（注：《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2-586页。）；而且从1882到1890年，黄河也曾连续九年发生漫决，滔滔黄水始终浸淹着黄河下游数省的广大地区。由于新河道大部分河段均流经山东省，山东也因之而成为黄患最严重的地区，据统计，该省在改道后的56年中，决口成灾的年份就有52年之多，大小决口总数共达263次，平均每年决口4.7次，相当于改道前的16倍；决口成灾面积共计966县次，年均17.3县次，为改道前的7位。（注：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山东史志资料》，第二辑，第168页。）但黄河故道经行的豫、皖、苏广大地区也并没有随之就减轻了黄水的压力。自改道后至清亡，黄河曾先后发生4次重大南泛，而且均集中在本文所要论述的时期。更何况由于黄河夺淮的长期影响，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水系紊乱，河道淤塞，出海无路，入江不畅，“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淮河变成了一条名闻于世的“害河”。1859至1873年间，江淮地区竟发生了连续15年的洪水，有的学者称之为我国历史上洪水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注：姚鲁峰：《19世纪是我国特大暴雨洪水发生期》，《灾害学》，1991年9月第3期。）水患原本较轻的长江流域，明清以来也逐渐沦为灾害多发区域。至魏源生活的嘉道年间，长江水患更是骤然加剧，“数十年来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结果极大
    地改变了以往全国范围内自然灾害区域分布高度不平衡的状况，从一个“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一变而为“几与河防同患”的新格局。（注：魏源：《湖广水利论》，《古微堂外集》卷六。江南亦然，据李鸿章、左宗棠披露，江浙地区，“乾隆、嘉庆年间，家给人足”，然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辛卯（道光十一年）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见李鸿章：《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左宗棠：《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疏》（同治三年）。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61页。）差不多与此同时，珠江流域的水文环境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1886年11月10日的一份奏折中，曾经这样概括了当时珠江水患加速度发展的态势：“查广肇两府水害，考诸省志，以前每数年、数十年而一见，近二十余年来，几于无岁无之”。（注：《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第2175页。）我们根据《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对该流域广东、广西两省1800-1911年间洪涝变化趋势所作的统计（见下表（注：《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11页。）），可以为张之洞的结论提供一个铁证：
    证据之二：灾害的地区分布日趋扩散，成灾面积空前广大（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