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般而言，自然灾害都是通过自然过程和人文系统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和实现的。同样，此一时期自然灾害的群发现象，也是当时天、地、生、人相煎交迫的结果，是天体异常、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共同作用的产物。
    当代灾害学理论指出，各种自然灾害，就个别情况来说无不具有极大的偶发性、不确定性和区域局限性，但从长时段看，从整体上看，通常又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和独特的韵律性。它们的产生，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群的产生，首先往往是包括天文系统在内的自然变异的产物，是自然界运动不可逆转的一环。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地球表层，实际上是由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等四大圈层组合而成的庞大的物质系统，其各圈层之间固然复杂多样，千差万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组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一旦某一圈层发生异动，势必会破坏地球表层系统原来的和谐与统一，引发或加剧其他圈层的异常变化，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尤其是我国，位处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交接地带，海陆分布巨大的热力差异诱导出的强烈的东亚季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板块碰撞挤压引起的频繁强烈的地质活动，再加上起伏多山的地形、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地势和复杂的地表物质构成等等，使其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灾种多、灾次频和灾度强的灾害多发区域之一，成为洪水、干旱、地震、霜冻、台风、海啸、滑坡、泥石流等各种灾害汇集的地区，结果使得我们的祖先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英雄神话中所表达出来的对普天之下风调雨顺的向往，也就一直成为千百年来其子子孙孙祈之祷之孜孜以求的永恒而又常新的共同目标。因此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环境背景下，某种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灾害一经发生，往往极容易借助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产生连锁效应，由一种灾害引发出一系列众多的灾害，由冲击力较轻的灾害扩大为冲击力较大的灾害，由一个地域空间扩散到另一个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形成灾害的并发续发局面。所谓“大灾之后有大疫”、“大水（旱）之后有大蝗”等等民谚，就是人们对水、旱等气象灾害与疾病或蝗患等生物灾害之间存在的因果相循、相互触发的链式关系的最朴素的经验总结。如前述之“丁戊奇荒”，即是以干旱灾害为主体、由随之而起的蝗患、疾疫、狼灾、鼠灾等多种灾害组成的灾害系统。在整个灾荒期间死亡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由并发的疾疫大流行造成的。如河南安阳，死于瘟疫的饥民即占旱荒期间死亡人口的半数以上（注：《安阳县续志》，卷末。）；山西省更是“瘟疫大作”，以致全省人民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注：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荒政记》。）疫势如此之猛，很显然是与长期干旱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因极度
    饥饿导致的灾民体质严重下降紧密相关的。就连随后发生的甘肃武都大地震，也和它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触发机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旱震交织并发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只是孕震过程中造成的气象效应，是地震引起的气象变异。据耿庆国统计，从公元前231年到公元1971年的2202年间，华北及渤海地区发生的69次大地震，除了1337及1368年河北、山西的两次地震外，其余67次，都是旱震震例。（注：耿庆国：《中国旱震关系研究》，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换言之，此一时期该区域发生的大地震无一例外地都在震前引起了大旱。此后，郭增建等人根据地气耦合原理又进一步指出，大地震不仅与大旱灾有关，也与大洪大涝有关，不仅可以影响震前气候，也能影响震后气候，不仅属于同域相关，即大地震与大旱大涝在同一范围内发生，而且存在着异域相关，即大地震和大旱大涝位置各异，如蒙新甘交界地区的大震与黄河流域的大旱大涝、滇缅地区的大震与长江珠江的巨洪之间，在地震前后形成的地气耦合过程的有效时段内（一般是一年）均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据其研究，1842年6月11日新疆巴里坤7次地震与1843年黄河下游特大洪水、1876至1879年华北大旱与1879年甘肃武都大震、1888年6月渤海湾7.5级大地震与随后辽河流域发生的大水灾等，都有可能是震前、震时或震后大范围的地质构造运动造成的水汽逸出或闭合以诱致或加强的大尺度天气过程的结果。通常的情形是，大旱时期往往是大震进一步孕育的时期，而大洪则往往与大震相伴随。（注：郭增建等：《未来灾害学》，地震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章、第九章；《地气耦合与天灾预测》，地震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不过，基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所形成的灾害多发性、普遍性，反映的只是中国灾害的常态特征，基于灾害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产生的灾害并发性、扩散性，也只是揭示了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或者局部范围的灾害成因规律。因此，要想弄清楚此一时期灾害群发性、整体性的成因，还需要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从一个更加广大的时空范围即天文系统的变化来进行探讨。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大气和海洋的运动以及生命运动，其能源都直接间接地来自太阳辐射，因此太阳异常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极有可能引起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地球的各大圈层都是地球表层的组成部分，它们被整个地球拖带着在宇宙空间作各种各样的运动，使地球的不同半球、不同纬度、不同季节以至全球接受太阳的辐射量发生改变，并导致各大圈层发生变化，从而孕育着灾害的发生。由于我国地处中纬度地区，既是地球自转产生的地应力最集中的地带，又是高空大气行星波和大气旋涡发育地区，同时也是行星风系的西风带和信风带季节性进退的地区，因而其对于天文系统变异的反应又格外敏感。（注：宋正海：《历史自然学》。《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第138页。）据任振球的研究，当天文上九大行星汇合发生在冬半年，且地心张角小于70度时，其前后大约30-50年的时段北半球就会出现一个自然灾害的相对频繁期，若地心张角小于45度，则会出现更为严重的灾害群发期。近1000年来，共发生6次九星会聚即公元1126年、1304年、1483年、1665年和1884年、1982年，其中前5次均对应着竺可桢中国物候温度曲线所显示的5个低温期（即十二世纪上半叶、十四世纪初、十五世纪末、十七世纪中叶和十九世纪中期），并且和中国近五百年旱涝曲线变化以及华北地区6级以上大地震的活跃期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注：任振球，《全球变化--地球四大圈异常变化及其天文成因》。）。巧合的是，这种140-180年的灾害群发周期又与太阳黑子活动170-180年的行星周期大致吻合。据张先恭的研究，从太阳黑子和大气中放射性碳（c[14]）含量的变化来看，近五百年的寒冷期正好是太阳活动处于低水平的时期，第一次冷期对应着1460-1550年的史波尔极小期；第二次冷期是五百年中最冷的时期，因而也对应着太阳活动最弱的时期即1645-1715年的蒙德尔极小期；十九世纪中后期所在的第三次冷期，同样对应着一个较弱的太阳活动期。（注：张先恭、张家诚：《近五百年来我国气候的几种振动及其相互关系》。《气象学报》1969年第2期。）除此之外，太阳活动次一级周期如黑子活动22年周期、11年周期以及其他天体运动，也制约着地球表层系统的变异。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国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大小和大旱大都发生在太阳活动的谷年或峰年及其前后，而且其活动强度的变率越大，引发的灾害越严重，范围也越大，只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南北地区表现出旱涝各异的现象。1870年太阳黑子相对数值为139（随后的两年也高达111.2和101.6），是1778年（154.4）至1947年（151.6）之间出现的唯一最大值，正是这一年及其以后，出现了长江大洪水和华北的大旱灾，其间很难排除太阳活动的耦合作用。（注：参见徐振韬、蒋窈窕编著：《太阳黑子与人类》，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47页；马宗晋主编：《灾害与社会》，第228页。）而且在此后太阳黑子数迅速衰减时期，对我国气候有重大影响的厄尔尼诺现象也频繁出现，在整个十九世纪13个厄尔尼诺年中，就有6个发生在1871至1891年的20年时间中。（注：解思梅等：《太阳活动与异常地球物理现象》。《灾害学》，1986年12月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