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在长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中，全国人口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曾经大幅度减少，客观上缓解了战区及其周围的人地矛盾，但由于已然形成的庞大的人口基数，这种在其他历史时期足以“倾城倾国”的人口损失量，在当时的总人口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并不大，所以就全国范围而言“基本的人口土地关系依然故我，变化很小”，（注：[美]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75页。）有些地区如湖北应山等县甚至是“家有旷夫，地无闲田”。（注：参见同治《应山县志》，卷十五，页一上。）结果在不长的时期内，战乱制造的大片荒地又逐渐被来自人口损耗较轻或者持续增长的长江上中游山区和华北各地的棚民、农民所填补，（注：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而这些客民缘于积久相沿的惯性，大部分继续“以垦山为事”，致“山之荒者尽转为熟”，（注：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六，上，水利，页十七。）战后许多地区的农业生态继续遭到人为的摧残破坏而未曾稍止，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被盛世之际大规模农垦活动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在王朝交替之间因人口损失过巨而得到相当程度之恢复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自然灾害的形成及其向社会扩散过程中，人类的活动还通过人与人之间在资源占有和分配上的不平等关系以及维护此种关系的政治制度而发挥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从人类的发展过程来看，灾害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能完全避免灾害的袭击，但灾害的形成毕竟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孕育、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有一个以直接灾害、衍生灾害到诱发灾害的过程，这就为人们的防灾、抗灾、救灾、减灾提供了或长或短的喘息之机，尤其是像旱涝等渐变型灾害，更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缓慢积累过程，而其直接的破坏对象首先主要是农业生产所必须的自然条件，接着是农产品的歉收或绝收，继而演变至粮食的不足和匮乏，最后才是饥馑、流离、死亡乃至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紊乱。只要政治清明，经济稳定，灾前有充足的粮食准备，灾时有有效的抗灾救荒措施，灾后又能妥善的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那么即便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尽量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轻其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的，否则，灾与荒必然如影随形，相伴而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考察“丁戊奇荒”的时候，即把它看成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历史进程中经济凋弊、政治腐败等社会危机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注：参见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13页。）显然对于整个洋务时期的灾害、特别是由此引起的饥荒来说，这个结论也是适用的。
    三
    以上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洋务时期自然灾害的状况及其成因作了一番具体细致的探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在经过被时人称之为“有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愤”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经过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战争即太平天国暨捻军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灾害群发期却进入高潮阶段，它从时空两个方面，将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时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进一步无情地延伸了下去扩展了开来，对当时整个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内战外患等体现近代中国两大主要社会矛盾的人为因素在灾害的形成和扩散的过程中至关紧要，但其后果毕竟是由自然因素所触发的，是以自然灾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也就与战争等直接的人为破坏形式不同，有着它自身的运动特点和规律。而作为中国工业化最早实践的洋务事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沉睡千年的中世纪老大帝国在汹涌澎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之下的一种应变反应，但毕竟也不是空中楼阁，毕竟要以整个国家固有的社会经济生活作为它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在一个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度里，其社会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受到生态环境等自然力量的制约。借助于这样的中介，洋务运动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自然灾害对它的影响。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提及洋务运动的社会背景时，总不免要为其倡导者们错失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而扼腕叹息，即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难得的短暂和平和相对稳定时期，其长度或认为有15年左右（包括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直至中法战争爆发的1883年的5年时间和中法战争结束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10年时间），或认为约有30年，其间中法战争被看成是“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不影响全国的局部战争”，其立足点都在于此一时期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内对外战争。（注：参见孔令仁编：《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从近代中国两大主要社会矛盾演变发展的轨迹来审视，上述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隐藏在这些迭荡起伏、浮光跃彩的政治表象背后的历史事实，远非这一结论所能完全概括得了的。在总结洋务运动成败得失的历史教训时，如果仅仅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了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大约也会失之偏颇的。不过，这已是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