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多数对法律或官员寻疵觅缺的刁生劣监，其动机是自利，他们不是平民的天然代言人，而是经常利用与官府的关系，欺压百姓。他们作为传统专制社会的产物，不可能超越时代的限制，本身有着数不清的缺点。1840年以前，生监们不可能是近代政治体制的倡导者，而是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学者指出：“生监中有些人目睹中央和地方弊窦丛出却无以消除，如疼痛在身，骨梗在喉。”(69)至少，他们本可以成为法治的推动者和地方官员的有力督察者。但“更多的生监虽怀抱为皇帝、为国家尽忠之志，却常在专制制度下碰壁”。(70)
    如果说生监能对基层政府进行挟制的话，除了生监掌握地方官员的违法把柄外，背后通常是对更有权势的官僚的依附。冯桂芬曾言：生监们“今日发串若干，惟其所取。明日收银若干，惟其所与。今日比某差，明日拘某户，今日具某禀，明日岀某示，惟其所使。州县俯首听命，虽上司有所不畏矣”。(71)这基本颠倒了生监与官员之间的关系。真正动用国家机器对平民行使暴力，惟有政府或官员才能做到，绝非一般生监所能为。冯桂芬的观念与魏源很相似，他们均鄙视乡村中的生监，“尽管晚清的城市化程度比一千年前的中国还要低，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理论中，天经地义地认为城市精英应该统治乡村愚民”。(72)
    文学作品《九尾龟》的描述，真实地展示了刁生劣监不过是官员的附从而已：
    这常熟县分，本来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大绅士，祁彦文虽然是个侍郎，却向来不肯干预公事的。这位祁观察回到常熟，便干预起地方上的公事来。不但民间词讼争论的事情，他要插进去帮个忙儿，就是地方上的公款、常平仓里头的积谷，他也要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出来混闹。地方上有了这般一个无耻的绅士，就有许多卑鄙龌龊的刁生劣监，挺身出来做他的走狗，在外面招揽词讼，把持衙门，无事生风，招摇撞骗，把常熟一县的人，弄得一个个叫苦连天，恨入骨髓。(73)
    百姓宁愿相信“刁劣”的生监，不愿相信政府官员，本身恰恰说明政府官员公信力的缺失。冯桂芬称：“州县敛怨于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逞。”(74)咸丰元年，嘉定等县发生“刁生劣监”“把持挟制”事件，起因是当年豁免道光三十年以前民欠银米，此时正征收道光三十年漕粮，“民间即哗然，以为圣恩宽大，而官吏屯膏，不无觖望。盖因江苏省赋额繁重，浮收勒折之弊亦甚”。(75)
    林则徐奏称：“州县廉则人不敢啗以利，州县严则人不敢蹈于法，州县勤而且明，则人不得售其奸。”(76)他认为江苏地方官员不敢违法的原因就是担心生监们挟持：“刁生劣监虎视眈眈，如州县稍有营私，则讹诈分肥，人人得而挟制……是今日之州县，无从舞弊。”(77)官员无从舞弊之说，显然过于夸张；惮于生监们检举，应是实有之事。但在清代的政体下，生员们的监督效果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
    清专制统治者热衷于构建个人威权，而蔑视制度权威。每当最高统治者更迭时，新统治者的个人威权和人格魅力多难与乃父乃祖相比，予人以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因此，在强势帝王之后的君主，多是现状的维持者，无法利用制度权威来消除社会弊病。道光帝曾言：“从前乾隆、嘉庆年间捏灾冒赈之案，无不尽法处治，今十数年来，各省督抚未有参劾及此者，岂今之州县胜于前人乎?”(78)从道光年间捏灾冒赈案无人查处，概可管窥当时社会积弊之重。即便生监们企图以法律为依据、以要挟为手段来监督官员，由于一些统治者的懦弱，也很难大面积奏效。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的任务就是极力宣扬忠于王权的正面美德，生员—官员要随时为朝廷献身，君主即是朝廷的符号、也是朝廷的实体。(79)更为普遍的是，强势的专制统治者总是一方面极力矮化大众的智慧，另一方面自我膨胀地认为自己为千古一圣。百姓不但在其活着时要感戴其恩德，在其殁后也要学习其高尚情操、铭记其伟大思想。一部符合清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写道：“却说我大清圣祖康熙佛爷在位，临御六十一年，厚泽深仁，普被寰宇。”(80)乾隆帝称：“我朝自定鼎以来，深仁厚泽，浃洽人心……圣祖仁皇帝御宇六十一年，德政及民，恩周寰宇。曾免天下钱粮三次、漕粮二次。稽之史册，隆古未闻。我皇考爱养黎元，整肃纲纪，十三年中，惠民实政，不能殚述。朕诞膺景命，丕绍宏图，保赤诚求，无时不以爱民为念。”(81)乾隆的自我标榜应该是清帝们真实的自评：“朕自缵绪以来，益隆继述。凡泽民之事，敷锡愈多，恩施愈溥。此不特胜国所无，即上溯三代，下讫宋元，亦复罕有伦比。”(82)
    生监们被认为是传播这些无量恩德和伟大思想的主力，清廷不惜耗费巨大的教育资源来提高生监们的思想觉悟。雍正二年(1724)，御制《圣谕广训》万言，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各地文武各官暨教职衙门，令军民、生员、学童等，通行讲读。乾隆时更把《圣谕广训》作为童子应试、初入学者等必须掌握的政治科目，学童们须正确背诵默写《圣谕广训》，方为合格。
    在最高统治者看来，生监们的职责应是引导民众歌颂君主及其政体。正如嘉庆帝所云：“朕培养士子至优且渥，原望其束身自爱，键户读书，并当劝化闾里愚民，知所观法，方不愧四民之首。”(83)无论如何，生监们挟制地方官员、对其攻击讦告，事实上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法令、行政实践进行挑剔，这是最高统治者所无法接受的，只能视其为“刁顽”。
    为了从思想源头减少各地“刁风”，雍、乾时代非常注重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二帝曾向浙江、广东、湖南、福建等省派出观风整俗使，(84)并向陕西、江苏、安徽等地派出宣谕化导使。(85)以让民人“深知感戴国家教养之恩”。(86)据1743年派往江苏的宣谕化导使所奏，“所至之地，传齐绅衿士庶，宣讲《圣谕广训》，反复开导”。(87)因此，专制政体本质上是反智的机制。当生监们发现体制、法律、官员督察体系的漏洞和缺陷时，清廷及各级官员不是弥补其不足，让体制在不断改良中完善起来，反而竭力打击看到真相的“顽劣”生监。
    作为清廷上下共知之事，如果真有刁生劣监违法之处，背后必然存在更加严重的官员犯罪问题。曾国荃写道：“大凡劣监刁生控官，虽在临时，而其心之所不满于官者，亦未尝不在平日。平日苟无以服其心，遇事又被之执其短，则若辈挟其桀黠奸猾之伎俩，寻瘢索垢，列状上闻，比比有之。”(88)可见，刁生劣监的控案，多因官员违法在先。
    两江总督陶澍慨叹：“凡包揽与白规最多之处，其收数自浮。如江北各属，此风甚少，故收数亦轻。”(89)诚然，淮北地区很少见到刁生劣监包揽之弊，但这并不表明淮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好于江南。恰恰相反，这是淮北社会崩溃的结果。淮北基本不存在引经据典、事事依法援律与官府构讼之人，这里更多的是认为最高统治者“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式人物，如刘邦、曹操、刘裕、黄巢、朱全忠、郭子兴、张士诚、朱元璋等。顾祖禹写道：“自秦以后，东南多故，起于淮泗间者，往往为天下雄。”(90)清中期以后，这里更是“盗贼渊薮”，仅捻军一厄，就让清廷耗费了无数行政、军事和财政资源。由此看来，不断兴讼、讲求法制的刁生劣监，未必不是清王朝之福，未必不可以成为法治社会的推动者，特别是成为清廷孜孜以求的社会稳定力量。
    颇具讽刺的是，清廷上下对惩处刁生劣监一向不遗余力，但对查处更本质、更严重、影响更大的官员犯罪则要消极得多，这是因为最高专制者看待官员优劣向来以政治作为评判标准。康熙时代，两江总督噶礼贪名素著，多次被劾，却并未受惩。(91)甚至与“天下第一廉吏”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劾，也能占据上风。但当噶母向康熙面陈：“噶礼极奸诈无恩”时，康熙敏锐地从其“不孝”中推出其“不忠”，而予诛杀。(92)通过这起案例，康熙明确儆示：清廷可以容忍官员一定程度的贪腐犯罪，但绝不能容忍其政治上的不忠。乾隆年间的巨贪和珅、王亶望、陈辉祖等官员，无一不曾是政治可靠的典型。
    生监控诉官员，则以法律为标准。在生监们靳靳以官员违法犯法为大题时，朝廷往往视之为细枝末叶。在统治者看来，经济方面的违法犯罪远轻于政治问题。生监与朝廷在官员评价这个问题上，经常鸡同鸭讲，南辕北辙。这就是江南地区清廉如陈鹏年、张伯行之类的官员往往被朝廷罢黜；而贪暴如阿山、安宁者却能平安无事的原因。
    结 语
    一个专制王朝进入中期，各利益集团已然定型，其中以官僚集团最为关键。社会各种积弊或起或消，大部取决于统治者的执政能力；统治者执政能力的高下，主要取决于对法制的依恃程度，进而形成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和督察，而不是取决于对生监及其他民众的控制和打压。
    作为乡村教育程度最高、国家培养最力、民众仰之、趋之的未来施政者，生监们在任何法治社会，都是国家的建设力量、政府的依恃对象，而非统治者竭力防范和打击的目标。有的学者从讼师的存在，推导出18—19世纪中国百姓已经明显地趋向于使用诉讼作为工具来解决冲突。(93)就犯罪率而言，生监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官员相比。况且，任何一个群体、阶层和职业中的个体均会有违法犯罪行为，不论其比例多高，均不应否定整个人群，最应否定的是不良的政治体制。
    清廷大力打击刁生劣监，是专制王朝进入中期后统治者的共性：宽于治吏，苛于罪民，枉法成习，欺诿成性；暴力和谎言成为政权的两大支柱。这不但丝毫不能展现统治者的仁德之心，反而暴露了统治者的颟顸、无能、短视和狭隘。
    刁生劣监有时是贪官污吏的盟友，有时是其敌手。但不论为友为敌，刁生劣监均是贪墨官员的分利者，两者本质上处于利益冲突的地位。因此，刁生劣监受贪官憎恨是容易理解的。而像陶澍、林则徐之类的清官，同样痛恨刁生劣监，这并不表明后者真的罪恶昭彰，而是显示了专制社会中的清官同样无法越出政体的苑囿。其一，清官虽然比庸官有作为，但清官同样不能处处依照法度行事；其违法行为，同样忌恨生监们检举讦讼。其二，清官大多对专制政体充满信心，不可能从体制上找原因，不可能让自己和体制处于受监督、受约束的状况。其三，清官更看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有些人的升迁欲望和升迁机会也更大，他们更不愿生监们对其为政吹毛求疵，而视之为抹黑其政绩。因此，在专制政体下，清官无法成为法治目标的建设者。
    禁止生监包揽漕粮，并不是为了减少浮收，而是为了使官府的浮收更有保障。而禁止生监讦讼，也不是真的担心生监们捏词诬控，反而担心其控告大量被坐实，造成地方官员的施政事事受掣于民、听命于民，影响专制统治者的权威。在专制政体下，政府既无法解决漕弊，也无法解决官员其他腐败问题，只能对生监进行妖魔化，让其承担许多积弊的罪责，削弱其社会动员能量。这种头痛医臀式的问题解决方法，自然无益于清政权的稳定。
    生监毕竟是潜在的科举成功者，亦即未来的施政者。通过打击刁生劣监，事实上对生监们进行了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施政实践教育，即忠于体制、听命君主、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是官场的硬道理；正义和法制从来都不是官场的信奉物，君临万姓的君主才是官场唯一图腾；依法行政、洁己奉公、爱民如子之类的政治话语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抚慰民众之宣传而已。就这一点而言，妖魔并打击刁生劣监，是由清代专制政治所命定的，是对清未来施政者进行现实教育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