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思潮之一是鼓吹“文明扩展”论与由美国缔造太平洋文明。
    建国初期，美国扩张的目光局限于美洲大陆，门罗主义是大陆领土扩张时期的主要理论依据，用以证明美国向中南美洲、北美的加拿大扩张与把欧洲殖民主义从美洲大陆驱逐出去是正当的，是命定的。但当19世纪末美国扩张的目光投向美洲以外时，门罗主义显然已经不够。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扩张主义理论。“文明扩展”论应运而生。美国实行海外扩张是为了传播西方文明，用西方文明教化非西方的落后民族。历史学家阿尔伯特·B ·哈特写道：“谁能怀疑美国人的目的不仅是使国家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而且也是在向东方扩展西方文明？”[4 ]（P128）公众舆论在宣扬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时断言，文明扩展论“比门罗主义要好，适用于20世纪。门罗主义与默不作声的政策使我们作茧自缚”。“今后我们的使命是帮助扩展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教育与商业以及为地球上每一个地方打开通向基督教（文明）的道路。”[3]（P446）
    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70年代传入美国。社会达尔主义很快在美国鼓噪一时，为“文明扩展”论提供了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错误地把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来解释人类社会，认为人类也存在着一个适者生存的问题，“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是违反自然选择规律的。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伪科学理论被成功的大企业家与扩张主义者所利用。百万富翁声称，财富是成功的标志，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扩张主义者则宣称，美国成为经济大国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证明这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人类最有生命力、最优秀的种族，它的使命是传播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教化那些不能适应自然的落后民族。乔赛亚·斯特朗牧师在80年代中期就鼓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在特定意义上被上帝指派为其兄弟的监护人”。70年代与80年代正值西方殖民扩张的高潮，斯特朗把西方国家这一殖民扩张高潮解释为种族竞争。他说，“谁会怀疑这场种族竞争的结果将是适者生存？”他警告美国人不要坐失良机，赶快参与竞争。像斯特朗这样的打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烙印的扩张主义论调到90年代已充斥舆论界。一位扩张主义者学着斯特朗的口气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国家、一个大帝国，注定要对人类的行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以甚至罗马帝国都未曾有过的影响来影响世界未来。……未来的斗争将是适者生存。为什么不开始考虑事情怎样进行，计划我们特殊的利益与光荣？”[4]（P46）其实，扩张主义者早在计划美国“特珠的利益与光荣”了。
    90年代宣扬“文明扩展”论的代表人物是海权论者阿尔弗雷德·马汉与地缘政治学者布鲁克斯·亚当斯。马汉写过大量文章宣扬“文明扩展”论。他描写西方文明是“野蛮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众多的野蛮种族包围下，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它比它们强大与富有生命力。马汉确信，文化竞争的命运会在即将开始的时代--20世纪得到最后的解决。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是，将包围它与在数量上压倒它的那些古老的与不同的文明纳入进来，唤起他们自己的理想。马汉指出，当亚洲的古老的种族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时，他们一定要得到真正的启蒙与基督教精神的教导，否则，他们在逐渐汲取物质进步时，只不过是变成一个更有效率的野蛮人，能够用他们的力量去打倒西方。1893年美国国会与公众就美国是否应该占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展开辩论时，马汉把美国这一领土扩张歪曲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他无中生有地肯定中国的野蛮制度会突破遏制它的障碍，侵犯与埋葬文明。[5]（P31）马汉是“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最早的炮制者，其真正的目的是向中国扩张，“使这些停滞的社会重新获得活力”，因为在马汉看来，只有通过外部刺激，那些落后民族的复兴过程才能开始。[ 6]（ P74）与马汉同时代的另一位扩张主义者、“新海军之父”罗斯以中国为例为“文明扩展”论进行辩解。他认为，中国是由于没有同更优越更文明的民族发生冲突而造成了它的社会停滞。西方的军事征服将给中国带来文明与进步。[7]美国扩张主义者鼓吹的文明扩展论， 主要指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19世纪末国际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马汉论证了接受何种西方文明将决定从古老文化中脱颖而出的新社会的性质。他说，关键在于，“这个运动是按什么样的种族与什么样的制度发生与进行”？马汉预见相互竞争的西方文明将有一场斗争，这一斗争或者是和平的或者以非和平的方式展开，目的是要按各自的文明特征去领导世界。他在1900年预言，这场斗争会在斯拉夫民族（指俄国）与条顿民族（指英美）之间进行，而中国将提供主要竞争舞台，因为中国的亿万人口会使世界平衡发生改变，倒向一边或另一边。这场斗争的结果会在下一代给 世界带来自由或是专制，解放或是奴役。[6]（P116 ）马汉的含意是不言而喻的：条顿民族的胜利会带来自由与解放，反之，俄国的得逞会带来专制与奴役。
    地缘政治学者布鲁克斯·亚当斯用文明兴衰论来阐释人类文明演变的规律，论证美国建立太平洋文明与向亚洲扩张的必然性。1896年，亚当斯出版《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他对文明的兴衰作了经济解释。经济优势与领先地位的改变预示一个新的文明的兴起。由欧洲主宰的大西洋文明已经衰落，它们在对付竞争者与自然的挑战中已告失败。美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一，并具有集中的优势，而文明的规律就是集中的规律，因此，美国会义不容辞地领导一个新的文明，从而树立美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文明兴衰论的主题是美国进入亚洲，以建立新的文明--太平洋文明，取代衰亡中的大西洋文明。
    亚当斯与他同时代的公众舆论一反以往的欧洲中心论，把亚洲提到新文明源泉的高度。按照他的论说，这个新文明的兴起取决于亚洲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中国是否向它开放。如果这样，人类文明的火炬将由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美国分支接过来，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亚当斯把当时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欧洲大国与美国分成两大集团。由海洋文明哺育出来的英国与美国，主张自由贸易与开放；代表陆上文明的德、法、俄是另一个集团。作为第一个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者，他预言，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联合即英美联合将使世界文明向西推移，建立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文明，反之，如果陆上文明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它们必定会关闭东亚市场，文明西移的潮流将被遏制，“由潮流的中止所引起的压力可能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很可能使高标准的生活成为不可能”，而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传播也将化为泡影。亚当斯特别担心俄国。一旦俄国控制北京与长江流域，形势会是多么可怕！关键在于中国不受俄国与陆上文明的支配，中国保持开放。另一方面，亚当斯设想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联合的前景。他说，“要是英美联合实现，并取得成功，它将深深地改变世界的均势。中心将有力地向西推移。……很可能，人类社会因此被一个民族大联合所绝对控制。其右翼位于英伦三岛，左翼在中国中部诸省，联合的中心则临近太平洋。”[8]（P83）
    亚当斯的文明兴衰论与建立太平洋文明的论说与西华德的扩张主义思想有明显的连续性，但又有其自己的时代特征。文明兴衰论的提出是在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时，这时美国扩张主义者更加充满自信与优越感，敢于放眼世界的未来，亚当斯发现的文明规律是工业社会扩张主义者的自信、自负与扩张计划的哲学化。其次，美国工业化的模式（企业合并、公司化、托拉斯）也给亚当斯及与他同时代的扩张主义者以解决国际竞争的方法，这就是提倡集团主义，实行联合。当时企业家与扩张主义者都已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合并的时代”，“联合才能生存”。于是，企业家实现联合，建立托拉斯，以便在竞争中压倒对方；扩张主义者则把工业联合视作国家联合的榜样。把西方文明分成两种不同的文明（海洋文明与陆上文明）与鼓吹海洋文明的英美实行联合反映了合并时代国际关系的特征。当时，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出现了英美联合的要求。在英国，扩张主义者要求其同胞把狭隘的民族主义服从于种族爱国主义。在美国，公众舆论早已提出了建立集团以便压倒对方的思想。时评家费斯克在80年代便鼓吹英美联合统治世界。亚当斯的英美联合建立太平洋文明的思想不是偶然出现的，是时代的呼唤。
    在扩张主义者心目中，美西战争的胜利是建立太平洋文明的契机。当美西战争的第一个战事--马尼拉海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时，朝野一片欢呼声。杜威的亚洲舰队被喻为“大胆驶过寒冷的海洋的新‘五月花’号，一个新文明的先驱与动力”。麦金莱总统在占领菲律宾时，强调了美国对落后民族负有的使命。他说，“不管我们的国旗在什么地方飘扬……那总是出于人道的缘故与文明的推进。”他向美国人民呼吁，“帮助已经因战争被带进了我们势力范围的人民。”[4]（P128 ）有权势的共和党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也支持美国权力伸进东方。像马汉与亚当斯一样，他看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的竞争。“任何人，甚至认识最肤浅的人也不会不看到又一个巨大的世界文明浪潮将向中国扩展。那意味着什么？那将是什么样的文明，俄德法？还是确实由美国领导的英语民族的文明？”他也相信，在这两种文明的竞争中，“中国是战场”。[4]（P131 ）美西战争确实使扩张主义者感到向中国扩展“文明”的迫切与可能。在扩展文明的口号下，美国加紧向中国扩张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