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世纪末扩张主义思潮之二是“商业扩张”论。虽然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90%以上的产品在国内销售，出口仅占7-8%。但经济危机感在90年代已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特征。1893年的大萧条促使企业家与决策人对海外商业扩张达成共识，他们一致认为，海外商业扩张对保持国内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橡胶大王查尔斯·弗林特写道，“我们不能把积极的工业生活依然完全依赖于国内要求。世界市场向我们开放，准备吸收我们最大生产量的剩余产品”。[4]（P160）[9]（P27）欧洲是传统的出口地。美国几乎有80 %的出口输往欧洲。但由于欧洲工业化程度已那么高，他们自己能生产美国为他们提供的产品，美国要在欧洲大幅度增加出口额已不可能，欧洲与美国的贸易战在80年代已日趋激烈。美国只能把扩大出口寄希望于不发达地区。虽然传统的势力范围中南美洲仍是十分重要的，但到1898年时，公众已愈来愈关注中国市场。中国被称作“美国商业最好的希望”。1898年，亚洲占美国出口的4%，中国是3%。虽然总数是很小的，但最近10年间，数字在急剧上升，这使公众相信中国市场的真正潜力还在以后。对中国的兴趣建立在未来之上，而不是眼前的现实。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基于两个考虑。一是中国有4亿人口，一旦对洋货发生爱好， 中国会提供巨大的购买力；二是公众认为中国的西方化即将来临，随之必然会在无数中国人中产生对西方技术与产品的需求。他们看到，日本已经采取西方生活方式，而欧洲在中国渗透的速度在加快，中国不久一定会像日本一样走上西方化的道路。中国的瓜分危机增加了美国人的紧迫感。舆论认为，机会是巨大的，但需要立即行动。虽然中南美洲“更值得我们注意”，但可以等一等，毕竟那是“一个蛰伏地区”，没有遭到中国那样“迫在眉睫的威胁”。参议员洛奇表达了这一心情，他在1898年春写道：“整个欧洲在占领中国，如果我们不让自己在东方建立必定会引起我们未来繁荣的大宗贸易，我们实际上会被永远关在门外。”[10]（P204）
    关于中国市场，当时在美国国内展开过一场热烈的辩论。有人对中国市场表示怀疑，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为美国提供大市场，将来也不会。中国大多数居民生活在内地，完全缺乏现代运输工具；进入这些地区会受到国内的关税与其它地方税制的阻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渗入一向存在疑惧心理，他们对西方企业的强有力的反对增加了美国产品进入内地的困难与费用；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极端贫穷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低下使他们根本买不起西方产品。他们还认为，如果中国西方化，它就完全可以发展它自己的工业，利用本国富裕的廉价劳力，从而变成西方产品的竞争者而不是消费者。于是，这场辩论与中国的西方化联系在一起，即中国的市场是否会由于中国的西方化而扩大。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上述悲观论调。例如，学者罗伯特·希尔确信中国市场有巨大潜力，但这有赖于中国的“欧洲化”。他说，“要是亚洲让它仍然是亚洲，那末，别指望我们的东方贸易有巨利可图。”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中国社会西方化了，那么，其结果会有利于美国商业利益，即使发生欧洲瓜分也罢，虽然瓜分会给美国造成困难。他争辩说，毕竟“‘被关上的门’有时可以打开，而中国的墙是什么门也没有的”。因此重要的是，中国向西方开放，制造对西方商品的需求。有一种意见既不同意对中国所持的悲观论调，也不同意中国“欧洲化”会有利于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观点。美国亚洲协会秘书、《纽约商业杂志》编辑约翰·福尔特认为，中国的机会无疑是巨大的，但要是让欧洲在那里建立政治控制，美国就会完全失去机会。美国亚洲协会是1898年成立的商业组织，目的是促使政府保护企业在华利益。还有人为美国农场主谋求利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E·R·约翰逊教授在评论上述悲观论调时指出，中国自己可以实现工业化，但美国用不着因此对中国市场的前景泄气。他解释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后，大量居民流入城市，这将导致农业生产的衰落，中国将被迫大量进口食品，这将给美国农场主创造财富的来源。
    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是对商业扩张的巨大鼓舞。扩张主义者乐观地认为，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实行商业扩张的重要基地，“将确保我们几乎可垄断亚洲大陆最大部分的贸易”。财政部长助理范德罗普称菲律宾“比欧洲大国取得的那些地方更有价值”，只要好好开发，将变成“通向整个中国南部与其南方诸邻国的大门”，马尼拉作为一个商品集散地会使香港黯然失色。此刻，工厂主与农场主已经在计算向中国市场的出口量。一家农业杂志这样计算过：“一个中国人哪怕只消费我们一蒲什耳面粉，我们一年就要供应他们4亿蒲什耳面粉， 而那还只是他们每周消费四分之三磅面粉而已！”全国农场主协会要求农业部“在中国推销我们的玉米产品”，并提醒国务院采取“有力的”行动以防中国的“分裂”。[3]（P437）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 企业家也以这样的方法规划他们的利益。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思忖着，如果4 亿中国人每人穿一件美国制造的衬衫，新英格兰全部纱锭日夜开工也无法满足这一需要。多么广阔的市场！
    必须指出，在19世纪国际竞争达到高潮的时代，海外商业扩张的意义已越出经济利益的范畴。当企业家及其代言人在探讨中国市场时，扩张主义理论家与决策人则把商业扩张与美国争取大国地位联系起来。他们看到了商业竞争在国际权力角逐中的作用愈显重要，大国地位必须建立在经济竞争的优势之上。马汉与亚当斯在这个问题上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扩张主义论说。马汉在研究了历史上的海军论后，提出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海权论。与历史上的海军论不同，马汉把海军与商业竞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国地位不仅要求在战争中能打败对方，而且在商业竞争中能取得优势，商业扩张是大国地位的一大标志。海军的重要性在于，战时在海上消灭敌人，和平时期，海军履行保护海上贸易的职能。所以，马汉竭力主张扩大海军，把海上权力视为国家前途的关键。马汉的海权论是争取大国地位的理论。亚当斯视商业竞争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竞争可能和平地进行，也可能采取暴力行动。经济竞争发展到十分激烈时，会导致战争。“战争是经济竞争的极端状态”。但亚当斯宁可美国采取和平的竞争而不要发生战争，因为他坚信竞争的结果一定是美国“压倒任何一个大国，如果不是所有帝国的联合”；全世界将歌颂美国的成功，东方与西方都要同它进行贸易。太平洋地区将成为世界贸易中心，美国将控制这一贸易路线与赢得世界经济霸权。当马汉以海权论来鼓励美国争取大国地位时，亚当斯以经济霸权来论证美国的大国地位。
    一群有权势的参议员，都在为美国的商业霸权大喊大叫。例如：普鲁克特说，俄国贪婪地在中国掠夺财富与权力，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威胁，欧洲大国已开始瓜分中国领土，日本与加拿大是太平洋地区新的权力。总之，太平洋已是世界竞争的中心。美国必须反对“在远东有任何一国……把我们排斥与阻止在同我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之外”。[11]美西战争最热烈的鼓吹者、参议员洛奇告诉他的同僚，“这个时代经济趋势将控制世界事务”，商业扩张将导致美国控制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12]（P487）刚刚当上参议员的年青的扩张主义者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的就职演说像是一篇太平洋扩张宣言。他说，“统治太平洋的国家就是统治世界的国家”，由于菲律宾的取得，“这个国家现在是并将永远是美利坚共和国”。[13]（P119）贝弗里奇的演说在国会大厅引起阵阵喝彩，他本人成了令人瞩目的人物。美国扩张主义者统治太平洋与进入中国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