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下交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关于这一点，研究美国历史或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们没有太大的争议。实际上，在长期的历史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同样也存在于欧洲，这样看来，美国同欧洲相比似乎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在过去的200年中，美国一直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富于理想主义的国家之一出现”（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1994,p.37.）。戴维·卡拉汉（David Callahan）的这个判断确切地说是将美国同欧洲国家相比较而言的。理想主义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但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本源讲承自于欧洲，并不为美国所独有，那么为什么美国会成为外交政策最具理想主义特征的国家之一呢？这就要从其政治文化中的深层次原因去探讨。
    一、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保罗·西伯里（Paul Seabury）认为，“在哲学意义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看待事物本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现实主义以事物本来的面目来看待它和接受它。理想主义具有理想化的习惯，倾向于用理想的形式来描述事物，或渴望事物采取这种理想形式。”（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Vol.Ⅱ，1978,p.856.）他进一步提出，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关于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应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的观点上始终存在着冲突。马基雅弗利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同主张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伦理限制的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在19世纪，关于国家利益的主张同启蒙思想相对立，启蒙思想的倡导者反对君主维持均势政治的治术，或以人类福利为代价来追求动态的目标（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 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56.）。
    当把这两种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时，就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在国际事务中，国家是行为主体，它有能力依照理性来行动。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各国都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国家利益是安全，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安全没有保障，它就不能确保生存，也不能实现其他促进其公民福利的目标。为了确保安全，每个国家都必须追求实力。早期的现实主义者把一国的军事力量看做是最重要的实力要素。
    由于世界是由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组成的，全球利益的和谐共存便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国家都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全球政治制度中运作，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解决争端，分配稀缺资源，调解不同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防止外来的威胁。因此，避免冲突和保障安全的最佳策略是不断维持各国之间的均势（注：参见Trevor Taylor,"Power Politics",in Approaches and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ited by Trevor Taylor,New York,Longman,1978,pp.123-127。）。
    什么是理想主义呢？理想主义怀有或追求崇高的原则和目标，同时准备做出必要的妥协。古典理想主义的目标是促进民主和加强集体安全。
    虽然美国外交政策中这两种主张的冲突源于欧洲的理论冲突，然而，“正是在美国这样的第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两种主张首次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得到确立。欧洲大陆的特有情况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乌托邦主义被排除在实践领域之外；而在美国，它却成为国务活动家、政治家、评论家和理论家周期性探讨的主题。”（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56.）
    就美国而言，历史学家们认为，美国第一位总统所采取的立场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早期，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它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生存，在一个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这对于它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那个时期的美国有着基于现实主义的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1797年担任总统的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早在1776年就说过，“我们应当使我们自己尽可能长久地远离所有的欧洲政治和战争”。1783年大陆会议通过的决议也曾提到，“这些州的真正利益是要求它们尽可能少地卷入欧洲国家的政治和争吵”（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1.）。乔治·华盛顿在美国革命期间写道，那些“根据公正原则来行动的人，相比之下，不过是沧海一粟”。“我敢断言：大规模的和持久的战争从来不可能仅仅在公正原则基础上受到支持。它必须有利益预期作补充。”华盛顿相信，所有的国家必须根据对其利益的判断而行动。任何不把自我保护当做其主要政策动机的国家都不能幸存。在国际交往中不能信赖违背其国家利益而行动的国家。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在国际事务中就没有秩序或可预见性（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6,p.75.）。
    托马斯·杰弗逊被许多学者看做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先驱，他于1790年进入华盛顿政府。杰弗逊崇信自由，其理想社会是一个具有使命感、具有适当外交政策的良好社会（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他认为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应当是自由平等。在外交政策思想上同杰弗逊相对立的是亚历山大·汉弥尔顿，他是注重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维护自身利益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南，并且认为国家也同人一样，注定要为赢得财产和荣誉而相互争斗，即使是共和制的国家也难逃这一规律。他警告说，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也生活在一个“远非至善至美的快乐帝国之中”。在美国还弱小时，必须采取“韬晦”的策略，“一个伟大帝国的胚胎”，至少需要十年的和平来发展壮大（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