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众不同的特征包含了哪些方面呢？美国最早的13个州的明显特殊之处首先是其地理条件。它们疆域广阔，土地丰饶，与欧洲大陆远隔重洋。同西方人眼中的“旧世界”相比，殖民地代表了一个完全是“新世界”的国家。第二个明显的差别是人口的构成。殖民地的人口都是来自西欧一些国家（主要是英国）、信仰不同宗教派别的移民或移民的子女，这些移民不畏艰险横跨北大西洋来到荒芜的北美，为的是寻找机会和一个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他们是一些勇敢和富于创业精神的人。第三个差别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多是依照英王所授予的海外贸易公司或业主的特许状而建立的，由于特许状给予了殖民地相当大的自治权力，加之地理上的孤立，殖民者把比在欧洲国家所享受的更大的自治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创造了新英格兰乡镇会议和弗吉尼亚议会这样的自治形式，并通过这些形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在这个新形成的民族身上还有另一个独特性：与17世纪来美国的移民不同，1680年以后，大多数移民不再来自英格兰，而是来自德国、爱尔兰、苏格兰、瑞士和法国，所有不同国家的移民都有自己的地理、气候、制度和文化遗产，都不时地夸大自己民族的优越性。但是，非英格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最初移民的文化，采用了英国的语言、法律和风俗。而且这些东西因适应美洲的环境而早就有所改变了，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受新世界影响的英国和欧洲大陆文化的结合。在美国国父们、牧师、国际法专家和其他一些社会精英的眼中，这个新国家提炼了潜伏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移民身上的原有不同文明的优点和精华，而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实现。
    在美国人的心底，美国是自由的土地。美国人的这种信念，多少带有宗教的成份。“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以致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是想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0页。）这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自由是上帝赠与的。自由无比神圣，美国要求上帝来保护自己，上帝而不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被看做是他们的国王。
    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最初的殖民地反叛者认为，他们建造的国家注定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同，而且会比它们更完美。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提到美国人的以救世主自居、使命感、理想主义或“美国例外论”时的含义。“美国例外论”是因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而流行起来的。许多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关系的根源，美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所有做得好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理想主义的根源，所有坏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美国人假仁假义的态度中所隐含的自高自大和伪善。声明自己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可能是美国最古老的政治传统之一。
    殖民者相信美国是神圣的土地的事例不胜枚举。早在1630年，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就要求其人民“意识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注：Walter A.McDougall,The 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Boston,Houghton Miffilin Company,1997,p.17.）
    美洲殖民地的牧师不断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事业，因为两者相互依赖。牧师们把美国的独立归诸上帝之手，“这里有我们的上帝……为世界所有地方被压迫人民准备的庇护所”。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300周年纪念日，埃尔赫南·温切斯特（Elhanan Winchester）赞美上帝为所有国家的受迫害者准备了庇护所，“使它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建立起平等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地方”。相互分离的政教，“可以相安无事地继续存在和繁荣”。温切斯特甚至提到圣约翰对古老费城教堂的下述预言已经实现：“看哪，我已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大门，没人会关闭它。这是一扇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大门，它在北美的费城被开启……，它将向整个世界敞开。”（注：Ibid.,p.18.）
    1783年，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牧师用宗教语言对“美国例外论”做了明确的解释。他在布道时说：“上帝仍然赐予他亲手栽植的这棵藤蔓更大的祝福”，因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具有美妙的和诱人的魅力。对这些自由和财产的享受，赋予了美国的英格兰移民最令人惊异的精神。人们从来没有在所有的人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和分享总的权力制度方面做过如此有效的试验。”“上帝使他的美国选民高于他创造的所有其他民族”。简言之，美国人是上帝从被奴役的人中选出移居到希望之乡的选民。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上帝的选民；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上帝从我们的民族中预先确定了伟大的事情，人类也从我们的民族中期望着伟大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伟大的事情。其他的民族一定会很快落在我们的身后。我们已经对自己怀疑得够久了，我们确实怀疑政治救世主是否已经降临。而他已经降临到世间，并和我们结为一体。”（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
    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牧师写下这样的话：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独立地发展了人的精神、知识和体力特性。“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三股伟大的绳索通过一个居支配地位的民族之手编织成新时代单一的最高文明，它的臻于完善将是天国的完全来临……所有这些人都结合成为一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表明这个民族是杰出而胜任的，因此是上帝的选民，准备在人间为他的天国的完全到来做准备。”（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
    对传统进行批判的莱因格尔德·尼布尔（Reingold Niebuhr）把这些表达都称作“自由文化的幻觉”，他认为美国人之所以持有这种幻觉，是因为他们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宗教看法，这就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注：Ibid.,p.19.）。
    “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信念也被用世俗之声呼喊出来。潘恩在其小册子《常识》中号召大众支持美国的独立。他问道：美国人有没有对其母国欠了感情债？没有，因为“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人士的庇护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逃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兽的虐待。”（注：《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页。）我们“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整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注：《潘恩选集》，第57页。）
    法国农学家米歇尔·克莱弗果（Michel Crevecoeur）在其于1782年发表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中，把美国称作世界上现存的最完美的社会。他问道：“这个新人，美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他就是美国人，这个人是把他古老的偏见和习惯遗留了下来，又从他所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里和他所服从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保持的新地位里接受了新的偏见和习惯……”（注：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译《美国历史简介》，第20-21页。）美国人是特殊的，因为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们，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从1760年到1775年，革命已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那是在鲜血流淌在列克星敦之前的15年中”。（注：Walter A.McDougall,The 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p.19.）
    从实际的政治生活来讲，与光明的新大陆相比，旧大陆的欧洲是腐败的。在欧洲，国际政治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巧取豪夺，人民的自由权利不断被暴君扼杀，强权政治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美国诞生于殖民主义时期，这是欧洲列强之间军事冲突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各个王国、帝国、公国和亲王领地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成为当时世界生活中的现实（注：布鲁斯特·C·旦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第37页。）。当美国建立民主制时，正是欧洲拿破仑倒台、“合法君主”复辟之时。欧洲的政治制度正面临着倒退，民主人士对前途充满了困惑和不安。“旧世界的所有政府如此根深蒂固，暴政与世俗如此制服人心，以致无从在亚洲、非洲或欧洲着手改革人类的政治条件。对自由的迫害遍及全球；理想被视为叛逆；而屈服于恐惧的心灵已经使得人们不敢思考。”（注：《潘恩选集》，第225页。）当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洲革命接二连三地失败时，美国革命成功后诞生了稳固的民主制，为此美国人自诩本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事件”，美国是“全世界政治再生”的天然代理人。为了继续推广自己从革命走向自由政府的模式，美国“劝说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方能享受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快乐”。类似的声明曾在美国国会大厅里、在公众集会上回响过千百遍（注：《潘恩选集》，第107页。）。与欧洲相比，美国不仅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完善的民主，而且美国人相信，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的危险，也不会有其他时代发生过的使自由人受到伤害的无意义的战争（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