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匈牙利共和国总统科苏特·路易斯（Kossuth Louis）责备美国人无休止地谈论他们追求自由的使命，同时“拒绝发挥积极的作用来制约外部世界的环境”。科苏特在其美国之行中对美国听众说，“如果美国的命运是你们所有人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命运从来不能通过充当被动的观众来实现，也不能通过听任野心勃勃的沙皇安排世界来实现”。科苏特接着说，美国人过于相信榜样的力量，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专制者曾向自由道德的影响力屈服”（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91.）。
    卡斯的议案和科苏特的诘问对美国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何以实现其道德使命。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帕克·黑尔（John Parker Hale）挑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他嘲讽地说，如果对匈牙利的镇压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议案就不应当提到同奥地利中止关系是“权宜之计”，而应说是“责任”。卡斯向参议院提出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是，美国同奥地利的贸易微不足道，如果采取中止关系的“权宜之计”，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损失。黑尔对此反问道，难道这就是对待一个道德问题的态度吗？如果美国真的要对专制者进行审讯，那就不能只是试图对少数与美国有微不足道商业往来的二等国家，那些美国几乎在与之打交道时不会付出代价的国家；而是要首先审讯俄罗斯帝国，不仅因为沙皇对匈牙利犯下的罪行，而且因为它长期以来把那些不幸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此外还要为英国对爱尔兰爱国主义者的政治迫害和在印度实行的镇压而审判英国，并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审判法国。
    亨利·克莱（Henry Clay）为辩论提出了另一个视角。他认为即使奥地利的专制主义穷凶极恶，也不一定要关闭同它交往的大门，更切合实际的做法是派遣一些德高望重的美国人去维也纳悄悄地为匈牙利人辩护，或提出为匈牙利流亡者提供救援的计划。克莱认为，卡斯的议案是要美国根据自己对人权事务的管理标准来对外国作出评判，它假定美国具有干涉外国内部事务的权利。但是界限在那里？你可以对西班牙说，除非你废除宗教法庭，对土耳其说，除非你废除一夫多妻制，否则美国将停止同你交往。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应为了正在受难的爱尔兰而进行干预？为什么不应为了在所有我们可能发现人性正在遭受损害的地方而干预？”如果走上这条路，我们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冲突领域，可能最终走向战争，并把我们自己暴露在外国的反应之下。当这些国家发现我们摆出评判他们的行为的架式时，他们将着手反过来评判我们的行为。”（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p.91-92.）
    卡斯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国人的良知。南北战争后，格兰特（Grant）总统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提到，虽然美国人同情“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但为了我们的面子，我们应当避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不情愿的国家，避免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介入各国政府同它们的臣民之间的争吵”。尽管美国没有采取行动，但国会和行政部门并没有停止谴责外国政府对人权的侵害，俄国、东欧和地中海中部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英国对爱尔兰人的压迫等都是美国谴责的对象。1872年，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通知美国驻维也纳公使：虽然作为一个规则，美国审慎地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奥匈帝国的公共事务，但是它对犹太人的迫害“极不人道”。1892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Blaine）告诉俄国外交大臣，虽然美国政府“并不想对其他国家的国内政策发号施令……但是各国间的共同责任要求每一个国家都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产生应有的影响。”（注：Ibid.,pp.94-95.）
    到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巨大增长和在美西战争中获得大片新领土，美国意识到可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了。1900年，后来成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顾问的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在其题为《美国的经济第一》（Ameircan's Economic Superemacy）的著作中论述道，美国注定要接替英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4.）。但是西奥多·罗斯福仍然想谨慎行事，他对国会说，“原先对于我们来说，关心在国内追求我们的道德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比试图关心其他国家的情况更明智也更有用。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原罪需要对之开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够运用精神和心灵来努力制止国内市民的腐败、残忍的无法无天和暴力的种族歧视，这种做法比谴责其他地方的错误做法更有效。”罗斯福努力唤起美国人对传统的回忆：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干预来行善。
    然而，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使命感同其取得世界领导权的驱动力开始结合到一起，导致其外交更频繁地显示出“十字军东征”精神。这反映出美国人的一种信念：不仅美国的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具有普遍意义，而且美国在20世纪的世界头号地位也使它具有了在世界各地保护自由和推行民主制度的责任和实力。威尔逊主义使反人性的罪行具有“全球的性质”的观点流行起来，威尔逊用民族自决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提出了适用于个人而非国家的“四大自由”。
    冷战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破坏人权成为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国家进行攻击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冷战的背景下，人权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主题。肯尼迪在其任职演说中提到，新一代的美国人“不愿目睹或允许缓慢地损坏这个国家一贯对之承担责任的人权”。1963年他又在美利坚大学演讲说，“难道归根结底和平不是一个人权问题吗？”他要求联合国在人权受到侵害和被成员国忽略时，不要袖手旁观。
    美国人的使命感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那些在国际上依照权力政治规则行事的美国政治家们都免不了奢谈美国对外干涉目的的“纯洁性”。“君子不言利”成为美国政治家们在公众场合为其外交政策辩护和做战争动员时的座右铭，因为直白的利益计算是打动不了美国人心的。美国外交经验的一个独特性也相应地是寻找一个合法的思想框架来为美国军队在海外的行动辩护，这使得美国公众在越南战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之前，从来没有在道德上对美国海外干涉的适当性（至多在利害关系上）提出过质疑，他们由衷地相信美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人的道德观总是一致的。与越南战争没有本质区别的朝鲜战争被美国举国上下视为正义的战争，遭杜鲁门总统解职后从朝鲜战场返回的麦克阿瑟将军所受到的对待民族英雄般的倾城欢迎，是公众支持朝鲜战争的最好写照。正因为如此，越南战争的失败对于美国人的打击是双重的，它既动摇了美国对自身干预能力的信心，也使美国人痛苦地醒悟到，政府以最打动人心的词句来动员的战争可能是违背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这后一种打击更令美国人刻骨铭心。
    越南战争打断了美国把人权作为外交政策主题的做法，因为当美国军队在越南肆无忌惮地屠杀老弱妇孺时，奢谈人权未免显得过于虚伪。甚至当美国军队撤离越南后，美国政府都羞于重提人权。直到1976年，卡特在总统竞选中才重新打出人权的旗帜。但是此时“榜样”之说，早已从美国领导人的辞藻中销声匿迹，关于干预本身，有争议的只是程度而已，即在多大程度上不在对苏联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触动它的神经，以致引起苏联的过度反应，从而打破美苏之间的军事均势。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美国来说，即使连这一干预界限也不复存在，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时，美国干预的界限仅在于美国人情愿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美国的西欧盟国在多大程度上赞同美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