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民主制在美国的确立和成长确实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政治典范，使欧洲看到了一种理想的政府形式和一种不同的生活观念得到实现。欧洲的民主派在美国的制度中看到了前途和希望，给予了它高度的评价。这种理想早已被他们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现在又在美国那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昔日创建的民主原则，在美国正完全取得统治地位。它以最直接、最无限、最绝对的形式在美国得到了实现。”（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页。）这尤其为正在政治十字路口上徘徊的欧洲国家人民指明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潘恩所说，“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着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偏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了。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并且将目光射向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的范围以外。”（注：《潘恩选集》，第225-226页。）
    总之，基督教的祈愿和自省同美国特殊的政治实践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美国人独特的自我意识：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这也显示了基督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例外论深入美国人的灵魂，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美国世界作用的看法：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加有道德、独立、宽宏大量、民主。美国是光艳夺目的正直榜样，它将领导世界各地的人民向往美国模式，并最终采取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体制。这一理想同美国人眼中的欧洲国家及其权力政治所代表的旧世界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18.）。这就是美国人传统上形成的不同于欧洲人的自我定位，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其外交政策比西方其他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如果说古典理想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追求民主和加强集团安全；那么历史上，追求第一个目标或许可以说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专利。
    小施莱辛格断言，在美国，“现实主义和使命主义、经验和命运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时代继续进行着”。他把下述现象都看做美国特殊论和美国使命感的表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我们被指示“成为文明的传教士……我们必需播种我们的理想，种植我们的秩序，把我们的上帝强加于人。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命运召唤着我们，文明必须继续前进。”（注：Ibid.,p.19.）威尔逊1919年的一段讲话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说明，他说：“美国人民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人民的心灵是忠实的……他们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我相信，美国人民有一种精神能量，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贡献给人类自由的……（在以往的战争中）美国具有实现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极强的特殊素质。”（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6.）1965年约翰逊总统声明，“历史和我们自身的成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上自由的主要责任”。1982年里根总统同样宣布，“我始终相信，这片救世主的土地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预留的，相信一个神圣的计划把这一伟大的大陆安置在两个大洋之间，让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特别热爱信仰和自由的人们来发现。”（注：Ibid.）这些话都出自于美国人的同一种心声。
    三、“榜样”还是“干预”
    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是理想主义的特征，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际形势下，如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即使在那些理想主义的热情信奉者中，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种立场是把美国看做是“山巅之城”，照耀在所有国家的上空，但是影响其他国家是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干涉来实现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孤立主义的立场。例如反对威尔逊主义的国会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强调：美国的使命是“向人类提供一个榜样：快乐与富裕来自渐进的、自我约束的自由”，最好是给世界起一个示范作用（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43页。）。另一种立场则认为，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即有责任在其他国家保护自由和民主价值，推行民主和人权。这是干预主义的立场。
    总的来看，可以这样说，对于建立美国、设计其政府制度的那一代人来说，美国人的特殊使命不是在外交事务上做任何事来改造一个罪恶世界，成为实现自决、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而是成为照亮世界的圣火。
    在美国变得强大起来之前，第一种立场，也就是孤立主义的立场，占据着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就是避免承担对外国，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和军事责任，或同它们结盟。它是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注：Manfred Jonas,"Isolation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Ⅰ，p.496.）。1874年，美利坚合众国早期重要的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在世者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重申了关于“榜样”的论点。他对自己的同胞说，“你们的使命是为所有其他政府和其他较少受到优待的民族树立榜样，运用我们的所有手段来逐步改进我们自己的体制，并通过你们的榜样来发挥最有利于人道的道德影响。”（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90.）
    但是，争论一直存在。最典型的一次争论是19世纪中叶关于如何对待专制的奥地利政府镇压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争论。1849年，密执安州参议员、后来成为布坎南（Buchanan）总统国务卿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提出了一项议案，针对奥地利和俄国军队对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血腥镇压，要求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制定中止同奥地利关系的“权宜之计”。他指出这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暴行，人类的自由和生命将因它而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