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的外交家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建立联合国上。二次大战之后，集体安全是维持战后持久和平途径的观点受到最广泛的支持。不少美国人相信，美国未能加入国联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建立联合国并不是对威尔逊方法的简单重复，罗斯福的设想是，联合国要由少数几个大国组成的安理会作为核心，“这些国家必须在未来的许多年中充当世界的警察”。联合国是在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被提交给美国国会批准的。罗斯福1945年3月1日在对国会的演讲中说，联合国意味着“单边行为、排外联盟、势力范围和均势体系的结束”（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p.43.）。重建国际体系的愿望显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同时“促进民主”的目标也愈益被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人性的迫害和对其他民族的残杀，使人权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流行概念，古典理想主义的两个目标中的一个--在全世界促进民主，越来越同在全世界促进人权统一起来，追求人权逐渐成为追求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然而，冷战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期而至，从此，“国家利益视角的复活几乎成了一个新发现。国家利益似乎成了解答外交政策之迷的钥匙。”（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p.75-76.）
    关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冷战促使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把现实主义奉若神明。当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再被看做是有保障的，甚至西方国家也把自身的安全系于美国的保护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主义”（注：Robert Dallek,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y:Cultural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8.）。“冷战期间，根据政治取向或意识形态取向来考虑的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因素”（注：Sara Steinmetz,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Human Rights:Perspectives o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4.）。然而，每当东西方之间出现短暂的缓和时，理想主义就会在外交政策中重视。
    尼克松政府之后，由于国内和国际上的种种原因，美国选民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建立新的外交政策的愿望逐渐萌发，戴维·福赛斯（David Forsythe）对此评论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领导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被广泛地认为是把现实主义推到非现实的程度，因此导致外交政策发展到侧重于人权问题的阶段。基辛格对纯现实主义的热情变得如此明显，以致于即使他口头上讲人权也不能使其免受攻击。他不仅受到国会中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批评，而且也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理由是他忽视了人权和道德。”（注：A.GLenn Mower,Jr.,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arter and Reagan Experiences,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7,p.13.）
    卡特上台后所标榜的人权外交政策同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的现实主义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1977年卡特宣誓就职，成为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理想主义，或者说注重人权和道德，在威尔逊之后，重又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1989年冷战的结束使美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机会，美国频繁参与人道主义国际干预，例如在海地、索马里、波黑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冷战后的一个突出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取得的胜利还表现在，70年代末之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挑战。冷战巩固了现实主义的地位，使它成为外交政策精英和学者中的正统思想。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也促使传统上相信理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公众接受了下述看法：国际制度可能并不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有效，美国担任世界领导是全球安全的基本前提。现实主义地位的巩固还表现在，摩根索的著作《国家间的政治》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政治学教授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的著作成为国际政治专业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标准教科书。
    二、“美国例外论”
    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之一。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并不总是那么一目了然，这不仅是因为从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诞生之日起，现实主义就伴随着理想主义同生共长，成为理想主义的平衡力量；而且严格说来，每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无论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其最根本的目的只能是保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外交会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某种道德理想。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想要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实现的那种道德理想一定是本国人民所普遍珍视的价值观念的延伸。这样，这个国家本身就是这种道德理想传播的基地，它自身的安全和强大程度决定了其道德理想可能传播的强度和广度，即使是在不进行武力干涉的范围内。如果作为这种道德观念载体的国家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那么轻则会使这个国家丧失传播自己道德理想的能力，重则会使尊崇这种道德理想的民族本身遭到毁灭。结果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也可以作为持理想主义观点的杰弗逊外交政策的注脚。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忽略道德，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却不能根本忽略国家利益。因此在实践的意义上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同另一个时期相比较而言。带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特征的某一国家或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一般就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或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就涉及“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
    所谓例外，就是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自《独立宣言》起草之日起，美国人就不断对自己的独特性作出评论，西方人，至少从托克维尔起，很早就倾向于把美国看做是人类社会的蓝图，带着热情或恐怖来看待这样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