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其后于1790年在革命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的战争，激化了杰弗逊和汉弥尔顿之间的冲突，其时两人都是华盛顿政府内阁的成员，杰弗逊负责外交事务，汉弥尔顿负责财政。汉弥尔顿主张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有利于英国。杰弗逊则主张美国进行干涉，认为美法1778年的联盟使美国有责任支持法国，而且美国支持法国是对法国在美国反对英国统治的革命中给予其支持的报偿。但是汉弥尔顿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用匿名的方式发表文章，写道：“在个人之间，表示感激的场合并非少见，但是在国家之间却可能从未发生过。可以肯定地说，一般的原则是，各个国家的优秀官员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益或国家的优势。”（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60.）此外，另一种考虑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太弱小，远不足以同英国对抗；如果卷入同英国的战争，其结果对于美国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
    在这种情况下，汉弥尔顿的政策主张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占了上风，其影响力之大，使得1801年宣誓就任总统的杰弗逊在其任期内也身不由己地“皈依”了它。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在维护自由的名义下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领土扩张，领土扩张的成功为美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在美西战争之前，美国政府一贯宣称，美国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争端和国际争端，或通过把美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道德体系强加给其他民族。1898年的美西战争为这种政策画上了句号，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中帝国主义倾向的出现。
    早在杰弗逊时期，美国就有重建国际体系的愿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既缺少手段，也没有机会来追求这一目标。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地缘政治的深思熟虑。但是对于美国许多政治精英来说，尤其是对威尔逊总统本人来说，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反击德国的恐吓，而且要在战后运用美国的实力来确保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持久和平。威尔逊1917年在国会发表战时演讲说，美国寻求“通过自由人民的协作来使权利获得普遍的支配地位，这种协作应当把和平和安全带给所有的国家，并使世界本身最终成为自由的”。战争结束后，他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除了通过均势来保持世界平衡的新尝试外，未来世界不能给予我们任何东西，美国将对此不感兴趣。”（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58.）为了实现战后持久和平的目标，威尔逊积极倡导建立国际联盟，他希望通过这个新的国际机构来废除权力政治，用集体安全来取而代之。
    1918年威尔逊第一次具体阐述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它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基石，也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政治家对理想主义议事日程最全面的概括。几十年后，威尔逊的观点仍然在美国追求理想主义外交的人们中引起共鸣。威尔逊主义赞同一种信念：反人性的罪行是一个世界问题，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术语（注：阿瑟·小施莱辛格：“人权和美国传统”，《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0年第2期，第29页。）。威尔逊所设计的国际新秩序包括：贸易自由，停止军备竞赛，禁止同盟国之间的秘密外交，禁止大屠杀，废除王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全欧洲实行民族自决。德国、俄国以及刚从奥匈帝国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一些国家，都将实行温和的、民主的、符合宪法的革命。一旦这些国家以及其他追求民主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际联盟”，世界上的恐怖、专政与侵略活动将从此绝迹。
    1919年威尔逊未能获得参议院对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批准，这是由于参议院中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领导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奇特联盟所造成的，后者把美国加入联盟的条约看做是对道德原则的背叛，并且把国联描绘成使美国陷入一个不道德的欧洲恶习之中的圈套（注：Paul Seabury,"Realism and Idealism",in Alexander DeConde,edited,Encyclopedia of Amerci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Vol.Ⅱ，p.862.）。然而，尽管美国没有加入国联，而且共和党人沃伦·G·哈丁在1919年的大选中获得一边倒的胜利，威尔逊的“十字军东征”精神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一直指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它同孤立主义一起，成为美国官方政策的特征，因此这些年也被看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年代。同时，虽然美国未能加入国际联盟，美国的外交家们还是把大量精力放在了执行威尔逊的集体安全的主张上，尤其是进行多边裁军安排，并寻求其他防止冲突的措施。人们假设加强集体安全将使国家间关系中的理性力量制度化，结束毁灭人类的战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虽然在其生前受到很大的冷落，威尔逊本人也于1920年作为一个心力交瘁的失败者离开了白宫，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注定将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些外交政策显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睦邻政策，消除加勒比和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大量残余，加速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独立过程（注：布鲁斯特·C·旦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然而，到30年代中期和后期，集体安全的机制失败了，德国和日本的势力增长起来，现实主义的关于世界政治的观点开始受到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家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安全。但是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重建国际体系的使命热情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的显著特征。罗斯福很快认识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它也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去完成威尔逊未竟的事业：对一个有缺陷的国际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两天之后，罗斯福声明：“甚至从这场大战一开始我就明白，美国的影响应当是始终如一地为人类寻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消除国家间不断使用武力的最终和平。”（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59.）1941年，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签订了大西洋宪章，阐明了英美两国的共同目标：公正的和平，所有国家都拥有自决权，自由贸易，建立一个能制止再次爆发侵略活动的新的国际联盟。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是威尔逊的信徒，当他1943年从莫斯科会议返回时对美国国会说，未来“不再需要势力范围、联盟、均势，或其他特殊安排，在不愉快的过去，各国就是通过它们来努力保卫自身的安全和追求自身的利益的。”（注：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