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落实胆壮心齐，他提出招募水军时，应注重入伍者的素质，入伍后要加强训练。他认为招募水军要“募敢死之人”，入伍后要“善于驾驭”，从严要求。经训练，水军应“生死两途，必能效命”（注：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林则徐信简》第195-197页。）。招募水军的地缘，他认为“为今之计……唯漳、泉、汀三郡民商之船，可雇用”（注：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林则徐信简》第195-197页。），只有这样才能培训出为国舍命，勇往直前的战士。
    御敌具体办法，不仅反应林则徐抗英战略思想中既存在注意船、炮等物的因素，也注意技熟、胆壮、心齐等人的因素。说明了在谪戍途中，林则徐仍心系东南，具有极强的爱国思想。爱国是他谪戍途中的思想主旋律。
    这一时期，林则徐在《出嘉峪关感赋》等诗中，虽然也流露一些盼赐环东归的思想，但因流放生活刚开始，提出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所以谈得不多，也没有成为重要考虑的内容。
    二、赋闲伊犁时期的思想
    林则徐在伊犁的赋闲生活，从1842年12月10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定居惠远宽巷开始到1845年1月23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离开惠远动身赴南疆勘田止，前后共两年零两个月。这是林则徐谪戍期间思想斗争最激烈，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根据林则徐思想发展脉络，大致又可分为思想发展（1842年12月-1843年9月）、低谷（1843年9月-1844年春）、振作（1844年春-1845年春）三个阶段。
    赋闲伊犁第一阶段，林则徐由于治理黄河的劳顿，贬谪伊犁旅途的艰辛，再加水土不服，到惠远城第三天即“颇感冒，兼患鼻衄”（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使他“体气衰颓，直是废物，作字不能超过二百，看书不能及三十行”（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48-149页。）。这期间他的通讯也受限制，关内来信“封缄已全行拆散，恐沿途处处传观矣；西安将军亦有书来，均被扯破”（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他虽气愤，却无可奈何。好在这段时间，他抗英挚友邓廷桢，原东河河道总督文一尺（文冲）都住在近处，“第与邓、文二公共数晨夕已耳”（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48-149页。）。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布彦泰、参赞庆昌、领队大臣开明阿等和其他一些官员对他也很尊重。他们相互间经常走访交谈，或吃饭、下棋，或赋诗、赏花。他们还经常请林则徐书写条幅、扇面，使林则徐感到莫大安慰。这一阶段林则徐思想虽有消极面，但更多的是积极的一面。
    林则徐思想消极面表现为他有脱离现实，隐居园林的想法。到伊犁不久，他接到郑夫人的家信，内附《述怀纪事》，希望林则徐“他日归来事农圃”，再也不要参予国事。他回信表示也有这一愿望，“农圃耦耕他日愿，不妨庑下赁梁鸿”（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这种逃避现实隐居山林思想，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在政治失意时的一种通病。林则徐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一夜间成为流犯，政治地位骤降，使他也产生这种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不足为怪。但这一阶段他思想上更多的是积极的一面，想有朝一日重展宏图，实现他抗英卫国的理想。他在1842年写的《除夕书怀》末章，即高歌“谪居本与世缘睽，青鸟东飞客在西，宦味直随残腊尽，病株敢望及春荑。朝元旧忆趋用阙，赐福频叨湿紫泥，新岁傥闻宽大诏，玉关走马报金鸡”（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为了实现这一宏图，他与旅途中一样，时时惦念东南时局的发展，想尽方法收集有关东南时局的材料。他对东南时局的惦念反映在他与邓廷桢多首的唱和诗中。他在《除夕书怀》中写：“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在《七夕次嶰筠韵》中写“漫道星桥彻夕行，汉律波浪恐难平，银潢只见填鸟鹊，壮士何年得洗兵”（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在《又和中秋感怀原韵》中回忆1839年中秋之夜，他、邓廷桢和关天培三人在沙角炮台憧憬未来，何等壮怀。而今“三载义娥下阪轮，炎州回首剧伤神，招魂一恸登临地，投老相看坎懔人”！（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在上述思想支配下，他向伊犁将军借阅京报，他要郑夫人、林汝舟“凡寓中所阅京报，仍照前信所言，酌摘几条大略（即上谕亦不必全抄）遇便封入信中寄来”（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林则徐在伊犁》，第154页。）。他利用空闲，多方搜集了19则“有关鸦片战争史事的内幕新闻”（注：林则徐《软尘私议》见《林则徐书简》第353页。），署名为《软尘私议》。
    在肯定林则徐保持了谪戍途中继续关心东南战局思想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条件的改变，他的爱国思想又注入了新的内容--对边疆塞防的重视。林则徐转向塞防有三点原因。其一，他生活在新疆，实际生活教育他必须重视边防。其二，当时政治气氛不允许他继续注视东南，他给友人信函中多次提及“东南事局，口不敢宣，而固无时不悬念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注：林则徐《致李星沅》，《林则徐在伊犁》，第160-161页。）“飘泊孤蓬，支离病榻……而蒿目焦心之事，又复难以言传”（注：林则徐《致张应昌》，《林则徐在伊犁》，第159页。）。其三，清政府已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投降大局已定。这些情况使得林则徐在心系东南注重海防同时，又把注意力转向塞防。他到伊犁不久就遇到一件事关塞防的大事。鸦片战争期间，英侵略军几次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为加强天津防卫，兵部拟撤伊犁总兵，道光帝1842年12月18日又一次下谕旨，要布彦泰考虑兵部意见“是否妥善，如尚有因地制宜，量加酌改之处，即著据实具奏”（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385。）。布彦泰接到谕旨后曾在1843年1月17日到21日几次找林则徐、邓廷桢及有关人员商量。商讨结果是不同意兵部意见，请清政府收回原议。清政府采纳了这一意见。反对裁撤伊犁总兵的奏折虽由布彦泰上奏，但其中不乏林则徐的意见。说明林则徐这时已经看到边防的重要性。所以在此事发生后的第二个月，即1843年2月上旬，伊犁四领队大臣之一的开明阿要调往喀什噶尔，分别前林则徐曾赠诗一首，提醒他不要认为“三载无边烽，华夷悉要堵”，中外就太平了，而要看到外国侵略者的本性，随时提高警惕，说他的肺腑之言是“嗟哉时事艰，志士力须努，厝薪火难测，亡羊必补牢”，事局如同放置柴草的地方，随时有起火的可能，要他随时作好准备，只要“将士坚一心，讵不扬我武”（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上述两例证明，这一阶段林则徐心系东南同时已意识到边防、塞防的重要。在这一阶段，林则徐虽过着赋闲生活，思想有诸多苦恼，产生过隐退田园思想，但爱国思想仍为主导方面。
    1843年9月、10月，邓廷桢、文冲相继赐环东归后，林则徐思想产生了较大的波动，消极面增多，甚至一度支配了行动。《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苟且偷安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决定有步骤释放抵抗派人物。8月1日，清政府宣布邓廷桢赐环东归，任甘肃布政使，9月10日邓廷桢接到任命后拜别林则徐离开伊犁。不久文冲也获释入关归养。别时，林则徐先后给两位友人作诗话别。在《送嶰筠赐环东归》、《送文一飞河帅文冲入关归养》中，除表示祝贺他俩东归外，流露更多的是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失落与悲愤。他在给邓廷桢的诗中写道：“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历史的功过是非难道只有当朝者才有权利定吗？他虽在思想深处对这颠倒黑白的做法发出否定的呼喊，但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由于他的呼喊而改变。面对强大的精神压力，他只有保持沉默了，“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这种无言的沉默比有声的呼喊更体现了写诗人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在送行文冲时发展到极点，“天涯同是伤心侣，目送归鸿泪满巾”（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他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苦痛，流满了伤感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