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朋友的别离，使林则徐思想产生了很大波动，再加他病体未好，所以从9月开始到此年年底，他一度消沉，在给亲友的信中多次反映了上述情绪。9月，他写信给郑夫人提出对自己归期的猜度与对前途的担忧，“此次嶰翁释回……如因其到戍在先多住大半年，则此次虽不得归，而充类至义之尽，亦不出明年春夏，倘竟别有缘故，则又不可测度矣。计七月内关中必有准信，所谓不患归来迟，但患无归期耳”（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林则徐在伊犁》，第166页。）。他的态度是“惟当静以俟之耳”（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68页。）。文冲走后，他也曾持这种态度，“一飞河帅现亦赐还……第惟静心株守，不敢妄有希图”（注：林则徐《致李星沅》，《林则徐在伊犁》，第169页。）。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焦燥以至颓丧。11月6日他在《致陈德培》信中写“前与邓制军、文河帅共数晨夕，并不寂寥。近日二公相继入关，鄙人只有键户养疗，无他希冀”，“仆已委心灰稿早决古井之不波矣”（注：林则徐《致陈德培》，《林则徐在伊犁》，第170页。）。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1844年1月。他在《致刘建韶》中还说：“弟在戍连闰计之，已历14月，虽邓、文二公已有刀环之唱，而运数各殊，不敢授此而希冀，尚幸鼻衄之症，近已稍轻，惟有折脚铛边烧败车薪，煨脱粟饭，且复过此残冬耳”（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75页。）。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他又顾虑投降派及道光帝对他在伊犁参加社会活动有其他想法，所以1843年9月，他虽已在邸抄中获悉，乌鲁木齐废员，前河南粮道淡春台因招募誊民100户赴巴尔楚克屯田，取得成效，被道光帝赏给六品顶戴，准予释回这一信息，但他仍不想投入由布彦泰领导的垦荒、开渠工作中去。10月24日，他给李星沅写信：“虽此间统帅曾有推广赎罪之奏，奉交部议，而弟力不能为，亦决不肯为也”（注：林则徐《致李星沅》，《林则徐在伊犁》，第169页。）。“不能为”是指身体不好，“不肯为”是指他的思想包袱与思想顾虑。13天后（11月6日）他给陈德培去信，再次说：“伊江濒年垦地，非无开渠之土，然仆衰病之躯，讵能任事”（注：林则徐《致陈德培》，《林则徐在伊犁》，第170页。）。所以我认为1843年9月到1844年之初，是林则徐谪戍新疆时，思想发展的低谷阶段。
    林则徐思想有低谷期，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是人，政治上的失意，友人相继离去使他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出现波动，这是必然的，没有波动倒是不合逻辑的。但林则徐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外界环境影响下他会不会产生波动，而在于这种波动时间不长，他就战胜自我，在1844年初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思想发展轨迹是，一方面他盼望赐环东归思想仍很强烈，另一方面，他又开始从个人苦闷中解脱出来，开始投身到兴建水利，造福新疆的历史洪流中。
    林则徐盼赐环思想仍然存在，表现在直到1844年10月以后，他给友人的信中还有反映类似思想的表述。在《致凌树堂》中写：“弟谪所淹迟，瞬已再周寒暑，难冀刀环之唱，空余弹铗之弹。加以脾肺两经，递相为疾……惟有勉自支持，时加排遣。摊残帙于打头屋里，煨淡粥于折脚铛中，聊以告存，藉纾远念耳”（注：林则徐《致凌树堂》，《林则徐在伊犁》，第185页。）。上述思想是第二阶段思想情绪的延续，在没有赐环前是难于消除的，只不过轻重程度不同而已！
    林则徐战胜自我，出现思想转机可能产生于1844年1、2月间。原因有二。一是在此前后，他在京友人江翊云写信“把邓廷桢入京陛见时道光帝称委林禁烟是‘用错了人’的谈话内容转告林则徐，林则徐对道光帝的‘先入之言’作出‘恐不免扣满三年’的估计”（注：转引杨国桢《林则徐传》（修定本）第502页。），所以减轻了盼赐环的不切实际的焦燥情绪。二是1843年入伏后，伊犁地区出现旱情，入秋，旱情继续发展，入冬后“惟伊江雪泽尚少，夏秋既伤干旱，米麦市价具昂”（注：林则徐《致李石梧书》。）。一贯关心国计民生的林则徐面对新疆伊犁地区的严重旱情不可能坐视不顾，因此他在期盼赐环同时，将注意力逐渐转到兴建水利事业上来。乌鲁木齐都统维勤和林则徐早年在江苏工作的旧属黄逸于1844年初因复审罪犯来伊犁时，所见到的是关心国事、谈笑风生的林则徐。他在回忆文章中写“他们所商皆御夷之事、制船炮、断接济、以夷攻夷诸策，及塞上屯田水利，中外地形，南北水土之性”，而且谈兴很浓，“往往谈至夜分始散”（注：黄逸《书林文忠公逸事》。）。林则徐在家信中也证明这点，他说：“布将军与惟都统非来寓中，即欲招往，加以南坡早晚过来，以口为事，但觉应接不暇”（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林则徐在伊犁》，第178页。）。可见此时他思想已走出低谷，消极颓丧情绪正在消失，所以在1844年6月主动呈书布彦泰，表示“情愿认修龙口工程，籍图报效”（注：《鸦片战争》第3册第513页。）。但此时对道光帝及投降派的疑虑仍然存在，所以在认捐龙口工程后，他一再声明“伊江现有垦复荒地之事，弟现在此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当亦随众捐办工程，然已声明不敢邀恩，非有希冀之念也”（注：林则徐《致刘闻石》，转引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第502页注3。）。类似内容还见于1844年9月下旬《致陈德培》、10月14日《致宝兴》及后来的《致刘建韶》信中。
    在伊犁赋闲第三阶段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林则徐思想走出低谷的过渡期。他想摆脱邓、文等人东归后在他思想上造成的影响，可现实又让他不可能完全摆脱；他想投身伊犁地区的水利事业，以报效祖国，但又担心投降派的制肘；他既关心海防，又重视塞防，几对矛盾纠缠着林则徐，使林则徐仍在苦闷中徘徊。
    三、南疆勘田时期的思想
    南疆勘田从1845年1月23日离开伊犁惠远城开始，到12月9日离开哈密返回内地止，前后共十个多月。这一时期，由于道光帝对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布彦泰为他复出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并且尽力关心、支持他的勘田工作，他的思想负担比前一时期减轻了，使他得以全力“前赴阿克苏、乌什、和田周历履勘”（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0。），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注入了新的内容，但盼赐环思想也有某种程度的加重。
    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注入了新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由前两阶段关心国防，到突出了他早期就已存在的民本思想。1833年（道光十三年）他在名为《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欠收情形片》的奏稿中说过：“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为邦本也”（注：《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欠收情况》，《林则徐奏稿》上，第150页。），在这里他将“国计”与“民生”、“朝廷”与“恤民”相联系，认为恤民才能富国，富国才能强国。在伊犁赋闲阶段，他也曾关心当地人民的水利事业，但毕竟不是他的主要工作，而今要他去南疆勘田，为朝廷垦田提供决策根据及考虑“朝廷之度支积贮”就成了他主要工作。所以他早年形成的将“国计”与“恤民”相联系的“民本”思想又成了他的主导思想。1845年，在南疆勘田行将结束时，他写信给林汝舟，“如果南路（天山南路--引者）欲严备边之法，只有将巴尔楚克旷地大为开垦，设为重镇，厚集民力，不难成一都会，则卡外各夷如浩罕辈，永远不敢窥边”（注：林则徐《致林汝舟》，《林则徐信稿》第138页。）。这正是他早年将“恤民”与强国相联系的具体运用，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才不畏年老多病，不怕艰辛，风餐露宿，住毡房，行戈壁，冒风沙与全庆及他的三儿聪彝一起，行程二万里，丈量土地，认真查勘。对林则徐勘田期间表现及思想动机，他的旧属黄冕曾回忆说：“公偕全公验工时，公独测量土方，逐加驳诘，加工补挑至再，意犹未慊，冕不测公意，请曰‘在事诸人，实已智能索尽矣，未尽公意且云何’？公笑曰：‘诚如足乎？上可对朝廷，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僚友亦且休矣’，乃命停止”（注：黄逸《书林文忠公逸事》。）。林则徐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国家（朝廷）、对人民（百姓）统一起来，正是他以“民本”为思想内容的爱国主义在行动中的体现。这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与前两个时期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