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基础上，社会人们对于鬼神的认识常有较大差距。和诸子中对于鬼神否认的倾向不同，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力辨鬼神之存在，其所撰写的《明鬼》篇，从文献记载和自己的阐述两个方面说明鬼神明察之仔细、威力之强大，认为“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墨子实际上是将鬼神作为下层民众和弱小无助者的依靠及正义的化身，将鬼神作为实现自己理想境界的有力武器，“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者不敢不赏，见暴者不敢不罪。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注：《墨子·明鬼》。） 。 《庄子·庚桑楚》篇谓“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此说提倡人们自律，若在显明的地方为不善之事，那么人就可以对他进行诛罚；若在幽暗之处为不善之事，那么鬼也可以对他进行诛罚；所以人们不仅应当对人光明正大，而且对鬼也应当光明正大。这个思想和墨家所谓“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的说法完全一致。
    在战国时期的普通民众看来，鬼也和人一样有许多方面的需求。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谓“鬼恒羸（裸）入人宫，是幼殇死不葬”，这种鬼裸体而入于人的居室，当是要衣服穿。还有的鬼到居室里面喊叫“气（饩）我食”，这是“饿鬼”在要吃的。鬼还会“昔（藉）其宫”，到人住所里面，这是鬼要住处。鬼“恒召人出宫，是是遽鬼毋（无）所居”，这也是鬼在寻找住处。鬼还常常“从人游”，“从男女”，这是鬼要与人交友。“人妻妾若朋友死，其鬼归”，说明鬼不忘旧情。鬼夜入居室，“执丈夫，戏女子”，可能是鬼对于性生活的需要。鬼夜间敲门，“以歌若哭”，这种鬼很有表演的欲望，只是唱得不好听。鬼“恒襄（攘）人之畜”，这是鬼抢人的牲畜，可见其有强盗行径。“人行而鬼当道以立”，这种鬼与翦径的强盗没有多少区别。总之，在战国时人看来，鬼也有衣食住行之事，也有七情六欲。战国时人以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来塑造鬼的世界和鬼的形象。
    战国时人的鬼神世界里面，神高踞而荣光，神为恶者很少。而鬼则成为作怪为祟的等而下之的东西，它可以造成瘟疫和疾病，给人和财产造成各种危害。与鬼相比，精怪的威力虽然要小一些，但仍为人们所重视。《庄子·达生》篇曾经讨论“有鬼”之事，战国时人认为：“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的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泆，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这里所提到的“履”是鬼名，谓在污水积聚的地方会有“履”这种鬼存在。每家的灶都有灶神，相传称为“髻”的灶神是穿红衣、形状如美女样的神灵。家中尘土积聚的地方会有称为“雷霆”的鬼在那里。“倍阿”（即土堆）的东北方的下面，会有称为“鲑”的神在那里跳跃。相传，鲑状似小孩，身长一尺四寸，穿黑衣，戴红头巾、大帽子，带剑持戟。“倍阿”的西北方的下面，有称为“泆阳”的神灵在那里。相传“泆阳”之状，头如豹、尾如马。水中有称为“罔象”的神，这种神相传其状如小儿，赤黑色，大耳，长臂。丘陵上有称为“沍”的精怪。这种精怪，形状如狗，有角，身上有五彩花纹。山上有称为“夔”的一只脚的怪兽。野地里有称为“彷徨”的两头蛇。在大泽里面有称为“委蛇”的精怪。上面所列的除了鬼神之外，还有一些怪物，这些精怪与鬼的性质相近。例如“委蛇”本为长蛇，可是战国时人却以为它“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这样的精怪与“鬼”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在战国时人的印象里面，鬼是灵活机动的，威力较大。战国时人认为精怪也存在着莫大的威力和影响。例如，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帛书谓“惟悖德慝，出自黄泉，土绥亡……，出内（入）[空]同，乍（作）其下凶。日月皆乱，星辰不炯。日月既乱，岁季乃……寺（时）雨进退，亡又（有）尚（常）恒”，意指如果下民违背了天的庆赏和刑罚，那么凶祟妖孽就会从黄泉而出，直到地上极高处的崆峒之山，然后自高而降临人世而造成祸患。日月运行混乱，星辰也不再明亮，随之而来的便是年岁和季节的错乱以及风雨气候的反常。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所载的精怪与人关系更为密切，如“人恒亡赤子，是水亡伤取之”，婴儿的死亡是“水亡伤”这种精怪将其取走的结果。“狼恒呼人门曰：‘启吾’”，这种叫门欲入内的狼显然也属于精怪。另外，如“大票（飘）风”，“大魅”、“女鼠抱子”等，都是精怪。这类精怪，《日书·诘咎》篇可能是称之为“夭（妖）”的。是篇谓“鸟兽能言，是夭（妖）也”。篇中的那些精怪，类似于后世的妖怪。
    三
    诸子百家中，有些学派并不怎么相信鬼神的存在，荀子对于精怪的认识就是一个典型。如果和鬼比较，精怪的自然物的品格更为突出。在荀子看来，精怪已经不足为怪。他说：
    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见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注：《荀子·天论》。）流星的坠落和社树因风吹而发出声响， 都是人们所感到恐慌的现象。荀子认为这些都是天地、阴阳变化的结果。对于这样的现象，因为罕见而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感到畏惧则大可不必。社会上存在的精怪，多如“星坠、木鸣”之类，从荀子的理论看，都是不应当畏惧的。
    战国时期的阴阳家似乎是将阴、阳二者鬼神化而阐述其理论的，但是其所谓的“阴”、“阳”与鬼神观念却有很大距离，其理论中还包括有不少否认鬼神存在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谓“阴阳家者流，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於禁忌，泥於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表明，阴阳家本不信鬼神，而是重视人事的，后世末流的阴阳家拘泥于禁忌之事者，才“舍人事而任鬼神”。《吕氏春秋·博志》篇谓“盖闻孔丘、墨翟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是篇认为表面看来是鬼神在帮助孔丘、墨翟，而实际上是他们熟练而精通已业的结果，并非鬼神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战国时期，作为阴阳家的分支，有“形法家”者，《汉书·艺文志》列“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其中多有战国时人的著述，班固认为，“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由此看来，形法家也不讲鬼神，而是依自然实际情况为说的。商鞅一派法家多不提祭祀，不言鬼神，其鬼神观念是很淡薄的。《庄子·盗跖》篇载盗跖语谓，“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战国策·中山策》载秦将白起语谓自己率兵打了胜仗，“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并不相信鬼神起了什么作用，可见战国时期社会的一般的人也有不怎么相信鬼者。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是讲述驱鬼、避鬼之术的专篇，可是其中有些内容却讲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鬼”都是鬼，例如：“狼恒呼人门曰：‘启吾！’非鬼也。杀而享（烹）食之，有美味。”狼呼叫人开门要进入室内，这不是什么“鬼”，而就是狼。把这样的狼杀掉烹食，还是一种美味。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事，即有一种狗常常夜间到人的居室“执丈夫，戏女子，不可得也”，跟人戏闹，人却抓不住它。《诘咎》篇讲这也不是“鬼”，而是“神狗伪为鬼”，即狗假装的“鬼”。对付的方法是“炮而食之，则止矣”，将狗烹食也就完事。《诘咎》篇还载：有众虫袭入人室，是野火伪为虫，以人火应之，则已矣。鸟兽虫豸甚众，独入一人室，以若（箬）便（鞭）击之，则止矣。昆虫大量涌入室内，这种情况并不是鬼在作祟，而是“野火”假装成虫子而入室。人们只要举起火把将室内烤一烤，众虫入室的情况就会停止。“野火伪为虫”的说法虽然不正确，但是不将“众虫袭入人室”当作鬼事还是可取的，并且以火烧烤室内而避虫，还合乎科学道理。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如果许多鸟兽虫豸涌入室内，这时候不是祈求神灵，而是要挥动竹鞭扑打。讲鬼事的《诘咎》篇在这里告诉人们的实际上是不要信“鬼”。《诘咎》篇还告诉人们，不少自然现象不可以鬼事对待。如：天火燔人宫，不可御，以白沙救之，则止矣。到雷焚人，不可止，以人火乡（向）之，则已矣。雷攻人，以其木击之，则已矣。云气袭人之宫，以人火乡（向）之，则止矣。雷电所引起的灾害，应当用各种办法挽救，而不能以驱鬼之术救之。雷电击居室而起火，要扬白沙扑火。虽然在实际上未必要用白沙，就是一般的沙土也可以救火，但是以白沙救火总比祈求鬼神要有用得多。“雷攻人”的时候，用木击之，木为绝缘体，这也是合乎科学道理的。所谓“云气袭人之宫”，盖指居室潮湿而言，以火烧烤而防潮，应该是必用的方法。《诘咎》篇还提到如果井中有腥臭之水上溢，那就要“以沙垫之”。沙重于水，垫于井下可以起到过滤的作用，这种清洁水井的办法，显然是人们经验的积累。《诘咎》篇所讲的这些办法虽然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的探讨，但其着眼点却是利用人们的实践经验来防止自然灾害。《诘咎》篇所讲的此类内容与《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形法家”的理论可能是十分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