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关于驱鬼与避鬼的理论是战国时期鬼神观念的重要内容，也是战国时期人们征服自然能力有所提高的一个曲折反映。
    在战国时期社会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里面，鬼的地位和春秋时期相比，可以说是一落千丈，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所谓“鬼害民罔（妄）行，为民不羊（祥）”，可以说是战国时人对于鬼的厌恶情绪的集中表述。秦人墓葬多盛行屈肢葬，战国时期依然有这种葬俗遗存。对于秦文化中的屈肢葬的意义，专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谓屈肢是休息或睡眠时的自然姿势；屈肢是为捆绑死者以防其灵魂作祟；屈肢象胎儿之形，屈肢葬表示死者又回复到过去；屈肢葬可以减省墓圹；屈肢是奉侍长者之礼，等等。这些说法都不够圆满，都没有说明屈肢葬的实质意义。后来，专家研究了云梦秦简《日书》的记载以后，才揭示了其中的奥秘，指出这是一种避鬼之术，因为鬼厌恶这种姿势（注：王子今：《秦人屈肢葬仿象“峷卧”说》，《考古》1987年第12期。）。《日书》记载，“鬼害民罔（无）行，为民不羊（祥），告如诘之，召（昭）道，令民毋丽（罹）凶央（殃）。鬼之所恶：彼峷卧、箕坐、连行、奇（yǐ沍）立”，意指为鬼所扰害之民向“日者”（即阴阳数术家）诉告时，“日者”要向其昭示避鬼之术。鬼所畏惧的是“峷卧、箕坐、连行、奇立”等，若民取此形式，则可以避鬼。所谓“峷卧”，即蜷曲窟中而卧。秦人的肢葬的意义就在于取“峷卧”的姿式以使“鬼之所恶”，从而达到避鬼的目的。考古发现所见战国时期秦人葬俗可以为这种认识提供佐证。80年代中期在陕西兰田泄湖所发现的战国中期墓葬（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兰田泄湖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 12期。），编号为M10的一座长方形竖穴墓，墓主为仰身屈肢葬式，其头部一侧依大小为序放置七枚石圭。圭，本为驱鬼用具，可能源于商代的“终葵”。商代巫师所戴驱鬼的面具盖称为“终葵”。“终葵”本为巫师所戴的方形尖顶的驱鬼面具，后将用于捶击的尖状工具称为“终葵”，其合音便是“椎”。《周礼·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郑注“终葵，椎也”。《说文》“椎，击也，齐谓之终葵”。东汉时马融所作《广成颂》有“翚终葵，扬关斧”（《后汉书·马融传》）之语，已将终葵作为椎击之工具。终葵为巫师所戴方形尖顶面具，亦为方形尖顶的玉片或石片--圭，两者皆当与驱鬼有关。兰田泄湖战国墓地有四座保存较好的墓葬，其葬式仅 M10为屈肢葬，余皆为直肢葬，以圭为随葬品者只有M10一墓。这种情况应当不是偶然巧合。M10号墓的墓主大约在生前曾遇到麻烦，对于鬼特别畏惧，所以才屈肢而葬并随葬以石圭，因为屈肢葬式和随葬石圭，都是避鬼的需要。
    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是讲驱鬼、避鬼之术的专篇，从中可以看到，战国时人驱鬼的器具有多种质地和样式，《诘咎》篇所载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桃木、牡棘所制的弓、矢、杖、槌、刀等物有很大的驱鬼威力（注：以桃弓棘矢驱除不祥之事，春秋后期已有。《左传》昭公四年载鲁国的申丰论藏冰之事谓“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如何用桃弧棘矢除灾，申丰没有细讲。盖春秋时用之以避鬼，至战国时期则用之以驱鬼。）。其次，用土做成的小人、小犬可以避鬼。再次，桑木、桐木有避鬼的作用。桑木做成的棍杖，可以用于专门对付那种迷惑人的鬼，“以桑心为丈（杖），鬼来而击之”。第四，人的日常用具和乐器，如鞋、篦子、衣服、鼓、伞、鞭子等，可以用来驱鬼。第五，豕屎、犬屎、臭泔水可以驱鬼（注：关于《诘咎》篇所载以犬屎洗身可以避鬼之事，已有专家指出《韩非子·内储说下》篇所载一事与之相类。是篇载：“燕人无惑，故浴狗矢（屎）”。“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屎）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屎）。一曰浴以兰汤。”这个记载表明战国时期确有以狗屎或五牲之屎洗身以避鬼之事，大概以屎洗身总属不雅，故而有另一说谓“浴以兰汤”。香喷喷的“兰汤”和臭狗屎相比，自然有天壤之别，但也就失去了以毒攻毒的初衷。从《诘咎》篇的记载看，“浴以兰汤”说在战国时期并不占主要地位。）。第六，灰、沙、黄土、白茅草、芦苇、米糠、白石、水等可以驱鬼。对付“丘鬼”可以“扬灰”（注：关于以扬灰避鬼之事，刘乐贤同志曾经举出《艺文类聚》所引《庄子》之载进行说明（见其所撰《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甚是。 《艺文类聚》引《庄子》载“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其所谓的“灰”，有可能指桃木之灰。），对付虫豸变成的鬼和幼童死后所变成的鬼，都可以敷洒灰来制止其为祟。除了采用各种器具以外，人的活动也可以直接驱鬼，例如“扬灰击箕以噪之”来驱除“丘鬼”就很典型。另外，“击鼓奋铎噪之”也可以惊吓鬼，使之不敢来。如果人无故而发怒，便可能是鬼为祟，可以在“戊日日中而食黍于道，遽则止矣”。逢戊之日的正午在道路上食黍，这可以说是相当简便的避鬼之术。人在行走的时候，“鬼当道以立，解发奋以过之，则已矣”，对付这种拦路鬼，人可以将束发解开，披散着头发向前冲过去，拦路鬼自然躲开。这里所昭示于人的是人、鬼相遇勇者胜的道理。
    战国时期的铜器刻纹中所出现的神人形象很可能与驱鬼有关。70年代后期在江苏淮阴市高庄发现时代属于战国中期的墓葬（注：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 2期。），其所出土的铜器刻纹中就有这类神人。在编号为1：0146号的铜盘上， 其内底中心刻划一龟形图案，向外依次刻划一圈蛇纹及三圈夔龙纹，都以线刻绳索纹为界。器壁下部刻三角纹，中间除了刻鸟兽以外，还有一人两手各操一蛇。器腹内部刻纹更为繁复，其间有一人两手握匕，珥双蛇，足踏双龙，作飞升之状。类似的神人还见诸编号为1：0147 号的铜盘刻纹上，其上还能见到的两位神人，一位双手各持一鸟，珥双蛇，头顶一长杆状物，杆有两蛇作盘绕状；另有一神人与之相似，只是双手各持一蛇。两位神人周围布满各种怪兽和鸟，可能表示神人有驱动万物的神力，鬼的形象虽然没有出现在刻纹之中，但是神人的动作却是对于驱鬼的巫师形象的描绘。编号为1：114-1号的铜器刻纹中，所描绘的神人中，居中有一位足踏两龙，手牵两龙，头戴扁方形的面具，面具上竖立 5件上细下粗的饰品，面具呈圆眼大嘴状，鼻连上顶。这件铜器刻纹中还有一神人与此相类，亦为头戴方形面具的形象。这些神人形象亦见于编号为 1：114-2号的铜器刻纹，其头戴方形面具的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编号为1：0138号的刻纹铜的腹内壁有一头戴面具的神人， 一手扬戈，一手捉一蛇，作奔走状；另一神人头戴鸟形面具，亦一手扬戈，一手捉一蛇而奔走；还有一神人头戴鸟形面具，腰生羽，肩负一长杆，长杆上一头有4山，一头有5山，亦作奔走状，从其担山的情况看，其有移山的强大法力，鬼魅当不是其对手。高庄墓的铜器刻纹上屡有人首双马身的神人形象出现，常珥双蛇，头作方形而生角，或者头上有直竖的饰品。《周礼·方相氏》所载驱鬼者称为“方相氏”，谓“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高庄铜器刻纹中的扬戈、“方相”的神人很可能是对于驱鬼巫师形象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