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恍然。”（注：陈宝琛：《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摹本》， 《沧趣楼诗集》卷六第15页。）这是陈宝琛在清王朝正趋灭亡的辛亥年（1911年）春天写下的诗句。星转斗移，沧桑变迁，朝代兴亡，仕途沉浮，给他留下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在他已觉恍然的同光时代，他究竟做了些什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印迹？却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和探究的。
    一、清流要角
    陈宝琛（1848-1935年），福建闽县人。 曾祖陈若霖乾隆丁末（1787年）进士，历任知府、四川盐茶道，官至云南、广东、河南、 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卒。祖父景亮官至云南布政使。父亲承裘任刑部郎中。在这样显赫的官宦人家中，陈宝琛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治四年（1865年），宝琛中举人，三年后，中进士，在翰林院供职，“校书中秘，粗窥柱下之典章乘传”。以后又充日讲起居注官，任右春坊右庶子。至光绪九年（1883年）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第二年因丁忧守制回籍，直到二十五年后才重新回北京任官。
    陈宝琛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清王朝标榜“新政自强”的同治、光绪时代。刚刚从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民众起义烽火中喘息下来，清王朝又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内战，民主凋敝，吏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满汉地主阶级之间权力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派系之间围绕着统治权力的分配以及如何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矛盾重重，斗争激烈。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独裁权力还处于向慈禧太后集中过程中，她还无法完全控制朝局。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形势下，从翰林院中涌现出了一批勇于议政、抨击时弊的文人，“几几乎有宋元祐之风，一时遂有清流党之目。”（注：朱祖谋跋：《涧于集》奏议。）陈宝琛即成为清流党的重要人物。 ”当是时，公（陈宝琛）与宗室侍郎宝廷、张学士佩纶、张文襄之洞并以直谏有声天下，想望风采，号为清流。”（注：陈三立：《赠太师陈文忠公墓志铭》，《碑传集三编》卷八。）
    陈宝琛并不是所谓翰林“四谏”之一（注：黄浚一度认为“四谏”指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 张之洞（见《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7页），后又无确考（同书第129页）。 《红柳庵诗话》、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中译本第3册第490页）则认为指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但陈宝琛自己认为，“四谏”之名，“时称张（佩纶）、宝（廷）、何（金寿）、黄（体芳），文襄尚未在讲职也。”（《沧趣楼诗集》卷7页6。）看来“四谏”得名于张、宝、何、黄同任侍讲学士之时，陈宝琛、张之洞后来之所以被误为“四谏”，不仅是因为他们后来担任了侍讲之职，而且也以犯颜直谏著名于世。），在清流党中，交往最密切的是张之洞、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于同治二年（1863年）入翰林，四年之后，陈宝琛、宝廷同入翰林，因此，陈宝琛与张之洞“订交最早，情文相生”（注：徐一士：《一士谭荟·陈宝琛》。），“接膝京师，谬引同志”（注：陈宝琛：《张文襄公墓志铭》，《碑传集补》卷二。）。至1882年初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他们之间有长达近十五年的密切交往。宣统三年，因张之洞竭力推荐，陈宝琛官复原职。不久张之洞在京去世，他悲痛异常。在祭文中写道：“吾之交公也以天下，哭公也亦以天下，而无所谓私。独以三十年之离索，犹及生存数面，濒危一诀，差亦非人之所为。”
    同治十年（1871年）张佩纶入翰林，陈宝琛与他的友谊与日俱僧。仅以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上旬的记录为例，即可见一斑：
    十月初一日：夜，伯潜（陈宝琛字）前辈来谈校《文文忠祥传》。
    初四日：早过伯潜前辈、实孚、汝翼，均少谭即返。
    初五日：晚伯潜前辈至，……去已月午矣。
    初八日：晨过伯潜。
    初十日：与伯潜夜谭。这样频繁地往来，彻夜长谈，可见情义深笃。1903年，张佩纶去世的消息传来，陈宝琛痛哭流涕，“特千里唁之”：“雨声盖海更连江，迸作辛酸泪满腔。一酹至言从此绝，九幽孤愤孰能降！”（注：陈宝琛：《入江哭篑斋》，《沧趣楼诗集》卷三第1页。）“君才十倍我，而气亦倍之”（注：陈宝琛：《检篑斋手札怆然有感》， 《沧趣楼诗集》卷三第3页。），为张佩纶的遭际而惋惜、而悲愤。
    二张系军机大臣李鸿藻最为亲信之人。当时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之谐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90页。）从陈宝琛与二张的关系看，在重大问题上不可能不受李鸿藻的影响。陈宝琛十分清楚，“与文正（李鸿藻）常过从者，为二张，文襄与篑斋也。二君与文正，或为戚属，或为前后辈，谊不能自远”，他自称“生平谒文正仅二次”。虽然如此，“沧趣（陈宝琛书斋名）之于光绪初有局，其分野何属，似未能脱高阳（李鸿藻）二张之范围也”（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64-65页。）。这个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
    与陈宝琛气类相投的还有宝廷、吴可读等。这是两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吴可读《请免外国使臣跪拜疏》向来被视为顽固的代表作，其实它充满了机智、讽刺和作者的个性。它完全使用了顽固派的语言和逻辑，却推导出了与顽固派截然相反的结论。接着又主张“其事又不足以争”，“度吾时未可与争，势未可与校，则当别求吾自强之道。”而这“别求吾自强之道”，正是洋务派的主张。这份奏折以嘻笑而荒诞的语言、敏捷而机智的思路满足了顽固派与洋务派双方的需要，解决了盈廷聚讼半个多世纪而迫在眉睫的外交难题，功不可没。光绪五年（1879年）他又以尸谏请为穆宗立嗣，给慈禧太后出了个大难题。陈宝琛对吴可读的风节十分佩服：“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有“我交侍御恨已晚”（注：陈宝琛：《吴柳堂御史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沧趣楼诗集》卷七第16页。）之句。宝廷“生平多欲程朱之书”（注：《长白先生奏议》卷首，年谱。），但生活放荡不羁，淡于功名利禄，最后以游妓自劾罢官。陈宝琛认为他“数年来忠谠之言，隐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当不为一眚所掩。”（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58页。）宝廷晚年生活落魄，饮酒过度，宝琛劝他“垂老可应思止酒，无官端不为忧贫。”宝廷死后，宝琛思念老友，还想再看一下宝廷留在鼓山上的题句，竟寻觅不得，意甚怆然。“国门一出成今日，泉路相思到此山。……飘零剩墨神犹攫，剔遍荒苔夕照间。”（注：《沧趣楼诗集》卷一第1、5页。）在宝琛悼念张佩纶的诗句中，还把宝廷与张相比较：“竹坡（宝廷字）最坦率，君亦任纯真”（注：陈宝琛：《检篑斋手札怆然有感》，《沧趣楼诗集》卷三第3页。），可见交谊之深厚。宝廷与二张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由其子寿富受业二张门下可见一斑。
    陈宝琛在翰林院期间，主要就是与这样一些清流名士密切交往，互相提携，砥励气节，抨击时弊。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徐一士谈到，“陈于同治间入翰林，光绪初年，与之洞及张佩纶、宝廷等同为清班中最以敢言著者，主持党议，风采赫然，锋棱所向，九列辟易”（注：徐一士：《一士谭荟·陈宝琛》。）。他们的政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流党人的基本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