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词苑直臣
    陈宝琛在翰林院期间，几乎参与了清流党所有重要的活动。他的主张，基本上体现了清流党对如何摆脱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困境的回答。
    第一，提倡士大夫气节，整肃纲纪。“光绪初元，孝钦后秉政，任用老臣。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注：李肖聃：《星庐笔记》第16页。）加以捐班充斥，吏治更加腐败。“清流”就是针对这股“浊流”而兴起的。陈宝琛认为，对官吏的奖惩处分，“轻重之间，有关臣僚风气甚巨”。他与其他清流一样，把整肃纲纪视为要务，即便是君父懿旨，如有不合，也敢于“抗疏沥陈”。他指斥副都御史程祖浩“见一尚书侍郎卑躬屈体”，“其志气风骨均不足以表率台僚”。“风宪之地，纲纪攸关，诏书诰诫，必及言者。倘使柔媚者据高位，则在下科道诸臣相习成风，志气衰靡，日即消亡，必至无一人敢言。”万青藜以“三经参劾之身而靦然为六曹长”，“以顽钝无耻之人、背公营私之辈，既不足以董正僚属，又安望其长育人才。”两江总督刘坤一“嗜过好深，广蓄姬妾”（注：王玉棠：《刘坤一评传》认为，这一时期刘坤一的表现“实与一般守旧派官僚无异。思想保守顽固，不愿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愚昧地排斥新兴事物。”而受到弹劾罢官，则主要是因与李鸿章在政坛上争衡。但就陈宝琛此奏而言，与李、刘争衡并无什么关系。）。即使对军机大臣宝鋆，也公开指责他“屡次请假在危疑扰攘之时，畏难巧卸，不恤成败，接见僚属，谈笑恢谐，全无至诚忧国之色。”（注：陈宝琛：《星变陈言折》，《陈文忠公奏议》卷上。）庚辰午门一案，尤显陈宝琛犯颜直谏的勇气。光绪五年（1879年），慈禧遣太监去醇王府送礼。太监违制出午门，为值日护军阻止。太监恃势动武，并向慈禧诬告。慈禧便向慈安“哭诉被人欺侮，谓不杀此护军，则妹不愿复活。慈安怜而允之。”刑部在两宫太后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曲法拟流”（注：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附杂记数则。），但慈禧仍觉所判太轻，命将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右庶子陈宝琛决心“上书极谏”，左庶子张之洞也表示支持，另片上奏，并劝宝琛“措词不宜太激，张佩纶则认为“精义不用可惜”，宝琛遂仅“改正义为附片”（注：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光绪六年。），原疏抗争，认为“二百年中，但有太监犯罪而从严者，断无因与太监争执而反得重遣者。”因此，“本朝宫府肃清，从无如前代太监假威福之事。”要求特旨饬谕内务府约束太监，“如有骄纵生事，不服稽查者，必当从严惩办。”附片更奏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不再加重处罚午门兵丁（注：陈宝琛：《请申明门禁折》、《密请懿旨特宽午门兵丁罪名片》，《陈文忠公奏议》卷上。）。当时恭亲王奕 “手张、陈两疏示同列曰：‘此真可谓奏疏矣！’”（注：《抱冰堂弟子记》。）疏上之后，如石投水，留中数日后，慈禧太后终于改变态度，“谕此案可照原议，毋庸加重。”陈、张奏章虽然没有改变刑部在慈禧太后淫威下“曲法”的结果，但毕竟对其肆意妄为有所扼制。
    第二，支持洋务运动。据何刚德回忆，“当中法未战之前，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钞之。”（注：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第33页。）陈宝琛的洋务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光绪七年（1881年）写的《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中（注：《陈文忠公奏议》卷上。）。他充分论述了办洋务的重要性，认为“洋务至重也，办洋务至公也。以至公之心，办至重之事，非遍天下人知之，合天下人谋之不可”。因此，“务使朝廷上下尽识夷情”，在这“既开数千年未有之局”中，“图数千年未有之功”，表现了他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针对举国上下对外国时事茫然无知的情况，陈宝琛把“知外事”列为洋务六事之首。他还对清政府的外交机构设置、人才选拔、外交政策制订程序等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建议。他认为，总理衙门大臣由军机大臣兼任有“操纵难施”、“才力不及”之弊，应改设通商院，“位六部下，理藩院上”。总理衙门章京改为曹属，“与其按国合股，不如因事立司。责任较专，规制亦协部曹。”其司职人员，“无非熟于洋务之人。”他建议，“嗣后各国修约期近，明诏中外臣工，令咸得条议，或人自为议，或数人一议，不议者听。部院司员、外省官绅县说帖呈长官代奏。”这样集思广益，其利有四：一是“聚天下俊才各抒所见，必有以补总署诸臣智虑所不及。”二是“外国决疑定计，必下议院。《烟台条约》借口商情不便，至今未行。则彼有所求，我亦可援臣民之言以折之。”三是可以“破除成见，屏黜空言，风气日开，人才辈出。”四是朝廷“即所议之优绌，别其才识浅深，以备缓急之用。”这种决策民主的思想是陈宝琛从西方议会制度得到的启示。他急切地希望进一步了解西方，认为“今日情势，中外交涉之事，有日增，无日减，所最急者，能周知情伪之人耳。”中国外仅二、三使臣，学童出洋“易为异俗所化”，主张派翰林院中“年力强盛、志节端亮者或十人或十数人，给其廪饩，留其资俸，令游历各国，毕览其山川政教土俗民情”，“如是则十数年后必有一二卓绝者明审彼中情伪而得所以驾驭之方，则洋务永无乏才之虑也。”清流党人的用世之心，跃然纸上。他还针对中外“斗争词讼之事”日益增多的情况，建议“参合中西律意，订一公允章程，商布各国，勒为科条”。这一主张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侵略者的治外法权，但对于克服“华人用华律、洋人用洋律”、“洋律畸轻，华律畸重”的弊端，促使我国法律的改革与进步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80年代初，陈宝琛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自造铁路”的主张（注：《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六第31页。）。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陈宝琛在代刘铭传拟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注：见《陈文忠公奏议》卷上，《刘壮肃公奏议》卷二。）中高度肯定了建筑铁路对于国家经济和国防的重要意义。奏折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在国防上，“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在经济上，“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奏折大胆地建议，建造铁路的资金，可以通过筹借洋债来解决。这份奏折递上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大论战。
    对于顽固派之误国，陈宝琛痛心疾首。在《请收回琦善专祠成命片》中，陈宝琛强烈地抨击了顽固派：“设当初起时，琦善稍有人心，力图搘柱，则彼方畏威怀德不暇，何至侵陵觊伺，日甚一日，蔓延而不可收拾也。”“今天下议论洋务者，言及琦善二字，虽孺子小夫，莫不疾首痛心，同声唾骂，目之为祸国之罪魁。”（注：《陈文忠公奏议》卷上。）奏片之起，虽然是因陕甘总督杨昌浚奏准为琦善设立专祠之事，但从当时顽固派竭力阻挠和反对，以至朝廷明令“铁路断不宜开”来看，陈宝琛此片的确是有感而发，有愤而发的。中国大规模兴建铁路的计划整整被推迟了十多年，失去了自主建造铁路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