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宝琛论清流党(4)
四、宦海风波 清流党人在同治末、光绪初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清王朝统治二百余年来“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创了文人公开议论时政、抨击时弊的新风气,对于清王朝苟且偷安、吏治日坏、纲纪废弛的腐败趋势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作为没落封建王朝的补天派,赤手空拳的清流党根本无力支撑行将崩溃的封建统治,无法阻挡封建末世的滚滚浊流。甲申年(1884年),是清流党人的祭年。 清流党人于甲申年被赶出政坛,是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长期矛盾冲突发展的结果。 清流党人以整饬吏治、力挽颓风为己任,到处弹劾贫官污吏,为朝野瞩目,不可避免地引起官场的恐惧与仇恨。张佩纶去陕西查办事件,“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陈宝琛的弹劾对象也是上至军机大臣,下至封疆大吏。虽然他们“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称人意”,但他们既以道学家的理想来澄清封建官场上人欲横流的污泥浊水,也就不免“苛以责人”(注: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第8页。)。至甲申年,朝廷内外对清流党人已是侧目而视、踵足而立,既恨之,又畏之。 同治末、光绪初,正是慈禧太后加紧集中权力的时期,迫切需要立威以驭御臣下,制服强悍的督抚。清流党人在弹劾贪官污吏时,“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意,故所言无不行。”(注: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第153页《张佩纶》。)但是清流党人并非慈禧太后随意支配的工具。在宫廷内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斗争中,清流党人往往是支持奕。“盖同治末年,大乱初夷,群有致治之望。其时柄政者为李高阳及恭邸,而清流实隐佐之。”(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63页。)对于慈禧太后一些破坏朝制的恣意妄为,清流党人更是公然抵制,大有不收回成命誓不甘休之势。这些都不可能不使慈禧太后衔恨于心。 第三,由于师门、地缘、辈份的不同,在清流内部发生了分裂。“君子不党”,这种分裂使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实践之间发生了深刻的矛盾。1880年沈桂芬去世,南北党争告一段落。1882年翁同禾以帝师入军机处。“佐常熟(翁同禾籍隶江苏常熟)者,亦为后起之名士,盛伯熙(昱)、文芸阁(廷式)、王可庄(仁堪)、丁叔衡(立钧)、张季直(謇)等是。”(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63页。)由此而形成了所谓后清流党。翰林院本为清闲之所,出路也多,“每科一人竟有得两差者”。但至光绪年间,“馆选太滥,人才拥挤,……平均牵算,每人约须九年可得一差。”(注: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第3页。)利用师门、地缘、辈份等各种关系竞争升迁和放差的机会,演变成了党同伐异、互相倾辄的门户之争。在甲申年,前、后清流的冲突也激化了。 1882年,李鸿章因丁母忧守制百日,由两广总督张树声调署直隶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在京专意结纳清流,为乃翁博声誉。”(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31页。)于是,张树声上奏请调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此事为陈宝琛参劾,谓疆臣不应奏调天子近臣(注:见《陈文忠公奏议》卷下。),事成僵局。张树声请王仁堪之弟王仁东“求解于张侍讲(佩纶),猝不得见,又意相牾也。”(注:陈毅:《李文正公家传》,《碑传集三编》卷一。)“树声甚恐,颇虑其挟恨为难,非排去不安。”而张佩纶后台为李鸿藻;欲去佩纶,非先去鸿藻不可。于是,王氏兄弟与张华奎说动盛昱,上疏弹劾军机大臣,“并劾丰润君(佩纶)保徐延旭之谬,又牵连及于高阳之偏听。”(注:《翁文恭公日记》甲申三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借题发挥,乘机解散以奕为首的军机处,最终清除了奕的势力,完成了独裁权力的集中。“甲申易枢”之后,慈禧太后又下旨将张佩纶、陈宝琛和吴大澂分调会办福建海疆、南洋和北洋事宜,“用违其才”,张佩纶因闽江失事而被罢官,而陈宝琛则以前保唐炯、徐延旭临阵脱逃,照滥保匪人例,降五级调用,后以丁母忧回籍守制,“终德宗世,不复出。” 前期清流党随着张佩纶、陈宝琛的罢官而失败,朝廷上下弹冠相庆。后期清流党则更深地卷入了统治阶级最高层的斗争-帝、后党争中去了。甲申年,由此而成为清流党的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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