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坚持抵抗外来侵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国边疆危机普遍发生之时。围绕着如何掌握外交主动权以摆脱危机，清流党人的立场既不同于顽固派昧于大势、盲目主战，也不同于奕、沈桂芬、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忍让妥协的路线。
    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之后又入侵琉球。1879年乘中俄伊犁交涉之际，日本吞灭了琉球，随即又把侵略矛头指向朝鲜。这使清政府重新面临“海防”与“塞防”如何兼顾的问题。有不少人主张与日本迅速了结琉球案，通过向日本示惠忍让以瓦解日俄联合，从而赢得与俄在伊犁交涉上的成功。陈宝琛全面分析了中、日、俄三国间的外交形势，认为“中国之力终不能禁日本之通俄，日本之亲我与否，亦视我之强弱而已。中国而强于俄，则日本不招自来；中国而弱于俄，虽甘言厚赂，与立互相保护之约，一旦中俄有衅，日本之势必折而入于俄者，气有所先慑也。万一中国为俄所挫，倭人见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趋利便者，又势所必至也。”也就是说，无论中国与日本有无盟约，日本趁中俄交恶扩张势力势所必然，因此，中国首先必须“专意俄事”，然后“拥未撤之防兵、待将成之战舰，先声后实，与倭相持。”他把收复伊犁，“匡复琉球”，视为“中国自强之权舆、洋务转折之关键也。”（注：陈宝琛：《论球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改折》，《陈文忠公奏议》卷上。）这是一个塞防与海防并重，以塞防促海防的外交方略。
    但正是在这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崇厚却与俄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自然引起了清流党人以及清政府中其他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等坚决主张惩办崇厚、重订条约。陈宝琛有关这一事件所上奏折，《陈文忠公奏议》只收入《论俄事界务商务宜并争折》、《附陈俄军情形片》、《请明功罪以示劝惩折》三件，但实际上，陈与二张的奏疏是一体的。据陈宝琛回忆，“自俄事起，公（张之洞）及张幼樵（佩纶）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注：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光绪六年。）三人“前后疏二十余上，卒将崇厚所订十八条全废。”（注：《抱冰堂弟子记》。）清政府最后改派曾纪泽与俄重新谈判，多少挽回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败。俄事交涉的转机，也使清政府转变了对日本的态度，废除了中日间达成的初步妥协。
    为了加强塞防和海防，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陈宝琛又呈递了意义重大的《论东三省、台湾宜慎简贤能折》，建议在东三省仿行内地的制度，将军加督抚衔，以便满汉官员兼用；福建督抚同城，将巡抚移驻台湾；新疆底定之后，“宜早建行省，以策久安”。新疆、 台湾于1884、1885年相继建立行省， 而东三省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才改建为行省。
    1883年，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前线浴血抵抗，清政府则举棋不定。陈宝琛批评政府“谋越太疏、御法太怯，先机屡失”，坚决主张立即出兵支援刘永福，“设令援绝力穷，在越南则坏其长城，在中国则失一前敌，因循坐误，虽悔何追”！（注：陈宝琛：《请急越南折》，《陈文忠公奏议》卷下。）他深刻地分析了中法必战的原因。第一，法国之侵占越南，目的在于进一步入侵中国，“假如法竟有越，则琼州孤岛，唾手可取，广东各口，一苇即达。”第二，如果中国示弱于法，列强的“日肆凭陵”将有增无已，“沿海之边隅皆越南也”，“环瀛之雄国皆法人也”。第三，“外侮不祛，内患将作”，洋务自强失去其实际意义。第四，中国具有战胜法国的有利条件：法人新得越南，人心未附；法兵伤歼甚众，兵力不厚；法人兵费十倍于中国，饷源难以为继。他告诫清政府，“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道咸以来，覆辙具在，不远之鉴也。”（注：陈宝琛：《论越事不可中止折》，《陈文忠公奏议》卷下。）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改变以守求和的外交方针，掌握最高统治权力的慈禧太后则利用前线失利的形势，清除恭亲王奕的势力，并采取“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的阴谋，向清流党开刀了。
    三、清流党与李鸿藻
    在讨论陈宝琛及其清流党在这一时期政治作用时，不能不涉及到他们与李鸿藻的关系。李鸿藻号称“领导清流”，“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马首是瞻”（注：李宗侗、刘凤翰：《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第288页。）。李鸿藻为什么能对清流党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呢？能不能仅仅以南党北党之争来解释呢？
    清朝政府内部存在党派、门户之争，这是封建政府的固有弊病。以李鸿藻为首的北党与以沈桂芬为首的南党之间的纷争，除了权力之争外，更多的是“以政见异同”（注：《清史稿》卷四三七，赞论。）引起的。这种“政见异同”并不能简单地以顽固派和洋务派为标准而断明其是与非。
    李、沈党争往往因对外政策主张歧异而激化。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奕、文祥等人即制订了严守和约、徐图自强的内外方针。但自七十年代中以后，随着边疆危机的出现，列强侵略要求的扩大，严守已有和约的政策实际上已不可能。奕、沈桂芬等推行了一条退让、妥协的外交政策，而李鸿藻则主张采取强硬的抵抗政策。 1870 年天津教案发生，“兰孙（李鸿藻）以津事与宝（鋆）、沈（桂芬）两公争于上前”（注：《翁文恭公日记》，同治九年六月十九日。），因李在军机处势孤力单，天津教案以诛民流官、崇厚赴法道歉了结。在收回伊犁的对俄交涉中，“沈桂芬主崇厚议，鸿藻不可，争于廷，持之甚坚。卒治崇厚罪，遣使改约。”（注：徐世昌：《李鸿藻传》，《碑传集补》卷一。）在这些重大外交问题上，李鸿藻的立场是可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李鸿藻的坚持和清流党的努力，促使了清王朝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初外交政策方面出现了某种转折。李鸿藻之所以能得到清流的拥护，对外政策上立场相同，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李鸿藻具有敢于直谏、正色立朝的封建大臣风范，也是为清流所仰慕的原因。如在诛太监安得海问题上，“恭邸（奕）、文（祥）、李（鸿藻）两公颇持谠论，事遂决。”（注：《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八年八月初六日。）在谏阻重修圆明园时，李鸿藻也是敢忤旨意，“始终争执，事竟得止”。（注：徐世昌：《李鸿藻传》，《碑传集补》卷一。）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人弹劾大臣、犯颜直谏的风骨与李鸿藻如出一辙。李之于沈桂芬，党争虽然激烈，但不同于封建官场中那种毫无廉耻的倾辄。慈禧太后曾听信荣禄谗言，借口放沈桂芬为贵州巡抚。但恰恰是李鸿藻“坚不承旨。谓本朝从无以军机大臣、尚书出任巡抚者。沈桂芬在军机多年，并无坏处，臣等皆深知之。如太后不收回成命。臣等万不能下去。”（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二，第46页。）慈禧太后最终收回成命。这种为政敌而抗旨的风节，在封建官场中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李鸿藻与清流党一样，崇尚理学。李鸿藻“性至孝，为学守程朱，务实践，不苟言笑，持躬勤约，有若寒素，与倭仁最善，以道义相切。”（注：徐世昌：《李鸿藻传》，《碑传集补》卷一。）清流党人也是以“维持名教为己任”，对洋务派“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极为不满（注：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清流党》。）。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人都有很深的理学修养，提倡看《近思录》、《程朱文集》等“第一等书”，并耻于“读而不践”（注：《长白先生奏议》卷首，年谱。）。他们之抨击时弊、犯颜直谏的勇气，未尝不得益于他们的理学修养。但作为年轻一代的理学家，他们并没有站在顽固派的立场上，拒绝学习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提倡名教是并行不悖的。“变法储才”（注：张佩纶：《涧于日记》庚辰下，第1页。）是“定天下之大计”的两个方面。合格的洋务人材必须具有高亮的风节。他们对于“吏治日偷”（注：宝廷折，《光绪朝东华录》总483页。）的抨击和对洋务企业腐败现象的揭露，都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而进行的。由此也确定了他们与顽固派在政治上的分野。李鸿藻由恪守理学门户而变为变法维新的敌人；张多洞则成为洋务派的后劲，在思想上虽然落伍于康梁维新派，但政治上仍不失为维新变法的同盟者。即使脱离政坛达二十五年之久的陈宝琛，在资政院开院后，即“请昭雪戊戌六君”（注：李肖聃：《星庐笔记》第20页。）。清流党与其后台李鸿藻思想水平之差异无论在甲申之前还是在以后都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