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古兰经》所叙述的传说与故事，绝大部分与《旧约》内容极其类似。这类经文约有1500多节，占《古兰经》的1/4，尤其是先知的故事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经文提及的28位重要人物中，《圣经》人物占24位。其中《旧约》的亚当（阿丹）、挪亚（努海）、亚伯拉罕分别在25章中提到70次；他拉（阿宰尔）、以实玛利（易司玛仪）、以撒（易司哈格）、罗得（鲁脱）、雅各（叶尔弧白）、约瑟（优素福）、摩西（穆萨）分别在34章里提到130次；扫罗（塔鲁特）、大卫（达伍德）、所罗门（素赖曼）、以利亚（易勒雅斯）、约伯（艾优卜）、约拿（优努斯）等都是《古兰经》中著名的人物。这些故事所要证实的宇宙一神、开启经典等概念，反映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历史联系（17）。
    再次，伊斯兰教的经注学家们常常利用《旧约》的内容与风格来诠释《古兰经》。穆斯林对于《旧约》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三种：其一，《旧约》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内容已被犹太人篡改过，时人所见到的内容已不是摩西所受启于上帝的原本经典；其二，《旧约》的正文还是上帝的启示，犹太人只篡改了注释部分；其三，《旧约》基本保持了上帝降给摩西时的原貌，犹太人篡改《旧约》的观点只是基督教的指责而已，没有任何证据。由于受犹太教与犹太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伊斯兰经注学家大量引用犹太人的观点来阐释宗教要义。“读一读塔巴里的《古兰经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经注学家用《旧约》及其诠释的内容，来诠解《古兰经》章节。他们时而引用瓦哈比·本·穆奈比海的说法，时而传述以色列人的诠释，对于凡是在《古兰经》中出现的来自《旧约》中的故事，他们都采取这样的做法。而这些人并不都是犹太教的学者，其中有些人--正如伊本·赫尔东所说的--只是普通的犹太人，他们的知识并不比一般有经典的人丰富。经注学家却不管这些，到处引用他们的诠释。这些‘以色列式’的诠释越来越多，就连赛阿里比的《先知的故事》等书中都充斥了这类内容。”（18）
    最后，伊斯兰教在教义与习俗上对犹太教有很大的继承性。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一样，崇尚绝对意义上的一神教，安拉是惟一的、一切的真主，凡人不需要通过中间力量就可以接近他、感悟他；穆斯林与犹太人一样相信灵魂不灭，因此人类应该在尘世多行正义、完美道德，否则就要遭受惩罚；伊斯兰教接受了犹太教的安息日，称之为聚礼日，所不同的只是用星期五代替了星期六；犹太教中对封斋有严格的规定，犹太人每年大约有40天的斋戒，伊斯兰教则定赖麦丹月为斋月；割礼仪式起源于犹太人，伊斯兰教承袭了这一圣行，穆斯林男孩7-10岁左右要进行割礼；犹太教规定教徒每天要作三次祈祷，伊斯兰教每天规定五次礼拜，而且祈祷前都要求净手，礼拜有固定的面向，开始都面朝耶路撒冷，14年之后，穆斯林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的克尔白天房，但穆斯林仍然相信，克尔白天房是易卜拉辛和他的儿子易司玛仪共同建造的，克尔白附近至今还有易卜拉辛当年的站脚地；希伯来圣经中，以上帝的名义要求雅各把收成的十分之一施舍给穷人，因此，“什一税”成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伊斯兰教则规定，富裕的穆斯林除了“栽卡特”（天课）以外，要交纳“什一税”；犹太教推崇慈善，在早期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已开始了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救济活动，以帮助社团内部的穷人或用于公益事业。后来，慈善就发展为一种宗教义务与社会责任，伊斯兰教对于施舍有同样的看法，视之为一种公义、仁爱、圣洁的行为；伊斯兰教与犹太人一样禁食猪肉，穆斯林还吸取了犹太人的历法。此外，在《塔木德》与《古兰经》中都规定了一些诚心经商的原则。
    由此可见，犹太教对穆罕默德一神思想的形成以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建构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阿巴·埃班写道：“人们在确实研究了《古兰经》之后，就会发现穆斯林已把希伯来人思想智慧的结晶吸收到他们的宗教经典中去了。阿拉伯人把各种精神财富融合成一个整体，同时把各民族不分地理和社会界限纳入一个惟一的、联系密切的整体。”（19）
    三、阿拉伯帝国时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
    公元7世纪到8世纪初，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西亚、北非与西班牙的大帝国，那些流散于阿拉伯半岛、巴比伦与波斯等地的犹太人就处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之下。与欧洲社会相比，阿拉伯帝国对犹太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只要他们服从伊斯兰教政权的统治，就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过比较安定的生活，他们与穆斯林的区别就是要多缴纳一种“人丁税”。虽然阿拉伯帝国也曾经出台过一系列限制非穆斯林的法令，如禁止建立新的犹太会堂与基督教堂，现有的会堂与教堂可以修复，但不得高于临近的清真寺；不可以在穆斯林居住区内举行公开的宗教仪式，如列队行进、吹朔法尔等；不可以佩带武器，不可拥有一切战争物资（由于马也被包括在战争物资之内，非穆斯林只能骑骡子和毛驴）；不能与异族通婚；犹太人的脖子上挂一件5磅重的东西，以回忆他们的祖先对金牛犊的崇拜；犹太人与基督徒要在衣服上贴黄色标记、身上挂着非信徒字样的银币；犹太女子要穿红、黑两种颜色的鞋子，脚上还要系上铃铛，走起路来很远就能听到声音等等（20）。但实际上穆斯林政权针对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的立法都没有认真执行，“这些限制不能阻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穆斯林与犹太人已经被共同的商业利益与相互的吸引力而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在社会上层人物之间建立了联系。当犹太人在商业、医学以及学术界取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之后，他们必然与那些非犹太人的同事们发生职业方面的往来。而那些敬仰犹太人专门学识的阿拉伯人也常常忽略社会与立法方面的限制”（21）。
    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分布极其广泛，他们主要从事经商与手工业。他们通晓罗马语、希腊语，也会讲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与世界许多地方保持商业、贸易与文化的联系，因此，成为国际贸易的承担者。在阿拉伯帝国境内的许多城市里都有犹太店主，经营多种产品，犹太人活跃于各种市场。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兴起使犹太商人获取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对峙，特别是由于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两大帝国--信仰基督教的加洛林帝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双方常常因商业利益而大动干戈，不同宗教身份的商人彼此都不敢进入对方的世界，欧亚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这时，犹太人则自然地扮演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者，他们借助于共同的语言--希伯来语承担起了世界商人的使命，在9世纪，巴黎和巴格达或开罗之间的绝大部分商业事务都用希伯来语办理。当时的犹太人活跃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拜占庭、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等地，“他们在地中海和洲际贸易中起着极为活跃的作用，并作为国际商人而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22）。他们在各大港口都设有自己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排除异己、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保证了长途贸易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