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公会的行贿方式也是五花八门，从封礼金、塞红包、送礼品到设宴款待、迎来送往，称得上不择手段。1571年，毛皮商同业公会为换取对本公会议案的支持，向约克市议员馈赠礼金，并大摆宴席，宴请利物浦和德比两地的议员，此外，还向议员托马斯·科尔赠送上等葡萄酒。他们的贿赂显然有效。比如托马斯·科尔就曾不遗余力地抨击与毛皮商同业公会相对立的伦敦鞋匠公会的议案。该公会还曾向女王的律师赠款20镑，以“感谢他在反对有损本公会成员利益的提案时所表现的友好态度”。甚至该律师的夫人也得到5镑的礼金。1575-1576年，伦敦啤酒商向“友好城市的议员”赠送了礼金，因为后者，“对下院那些于我们不利的提案给予了抵制”。会议结束后，他们又设宴款待了这些议员。伦敦市成衣商公会和武器制造商公会都曾经开列过“重点行贿对象”名单，并分析不同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行贿方式（注：迪恩：《公议案还是私议案？--伊利莎白时期英国的伦敦皮革工匠与立法》，第545-546页；洛克：《都铎时期的议会》，第118页。）。
    综上所述，大商人们通过控制城市政权、在王国政府中任职，以及参加议会分享到政府中的部分权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对政权的参与给商人们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收益。这方面的例子以16世纪伦敦主要靠呢绒贸易致富的商人理查·格勒善父子最曲型。理查·格勒善是亨利八世时代著名的伦敦商人，其子托马斯·格勒善1543年加入丝绸商同业公会和冒险商人公司。托马斯在1553、1560、1570和1579年被选为丝绸商同业公会会长，被当时人誉为“商人之王”。从1551年起，先后成为爱德华六世、玛丽和伊利莎白驻安特卫普的财政代理人，积极从事呢绒贸易。冒险商人公司的章程规定，加入公司15年以上的商人，最多一次可以出口呢绒1000匹，但他利用特权一次就向安特卫普运出呢绒4500匹，卖给意大利商人。在1546-1551年期间，他所获纯利为15%，按这个利润率计算，他的资本每5年就可翻一番（注：拉姆齐：《都铎经济问题》（Ramsey,P.,Tudor Economic Problems），伦敦1963年版，第64页。）。他在商业经营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为建交易所而购买土地的全部费用为3532镑17先令2便士，却声称，王室欠他的巨额债款达11,506镑18先令1/4便士。此外他还拥有多处住宅，最好的一所乡村住宅位于苏塞克斯的美菲尔德，是托马斯早年买下的，为此花费7553镑10先令8便士，它曾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官邸、宫殿。此外在奥斯特利、贞特伍德也有住宅，在威斯塔克瑞储藏的货物价值1655镑1先令。他伦敦的公寓位于比瑟普盖特教区（Bishopgate St），仅家具就价值1127镑15先令8便士。死时遗留给妻子一大笔产业，年收入达2388镑，此外还留下了一笔慈善捐款（注：波尔尼：《英国商人》，第131页。）。
    四、商人政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社会环境
    伦敦的政权是基于财富之上的，因为各种官职都规定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并且担任各官职还要承担各种开销，因此只有富人才有任职资格，并能支付得起各种开支。如伦敦郡长的职位，1631年财产资格限定在1万镑以上，1640年参议员的财产资格也规定在1万镑以上。主要市政官职的财产资格，规定必须在1000-4000镑之间，若不到任要罚款500-1000镑（注：格拉斯比：《17世纪英国的商界》，第219页。）。不仅伦敦如此，其他外省城市也是一样，如布里斯托尔、约克、纽卡斯尔、兰开斯特和埃克塞特等，因此手中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具有控制城市政权的优势。商人手中的大量财富是他们政治权力的基础。有的史学家认为从14、15世纪开始，直到17、18世纪，欧洲商人的地位和政治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而英国这方面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那么这种政治地位的基础，即商人的财富情况如何呢？
    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首先致富的自然是商人。当时的作家托马斯·威尔森（1560-1629）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对商人的财产状况作了观察，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其著作《1600年的英格兰国家》中说，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国家最富有的人是城市人（City men），诺里奇的29个参议员（一般说是富商，伦敦城尤其是这样）各有财产大约2万镑，在伦敦，这类人拥有的财产甚至多达10万镑，一个人除非他拥有5万镑或接近这个数目，否则就不能算富（注：斯通：《1540-1640年英国社会变化和革命》（Stone,L.,Social Change and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40-1640），伦敦1968年版，第117-118页；波拉德和克罗斯利：《1805-1966年不列颠财富》（Pollard,S.& Crossley,D.W.,The Wealth of Britain 1805-1966），伦敦1968年版，第115页。）。这是当时人对城市富商财产状况的看法。
    现代学者是根据孤儿监护法庭保存下来的财产清册、商人的遗嘱、税款（主要是议会通过的补助金）的评估等资料来研究商人的财产状况的。商人的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两部分，前者指货币、库存商品、船只、金银餐具、饰品和家具什物等，后者指房屋和地产。在1585-1614年期间，孤儿监护法庭掌握了1581个享有特权的自由市民的财产清册，从中得知只有一个留下了财产3万镑，252人（16%）财产在1000镑以上，大多数人财产在500镑以下。这些指数公认符合当时所有自由市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情况。另一现代学者乔丹参照各种资料，对伊利莎白时代城市商人的财产价值提出了一个平均数，伦敦商人是7780镑，布里斯托尔商人是1921镑，霍斯金斯提出埃克塞特商人是1913镑（不动产没有计算在内）（注：帕利舍：《伊利莎白时代》，第105页。）。以上反映的是商人财产价值的平均数，在16-17世纪中叶这150年间，各个时期，各个贸易公司与组织中，均有一批大商人，其财产数量远远超过此数，相当可观。
    16世纪前期，伦敦作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已清楚地显露出来，因此大商人、金融业主大都集中在这里。当时最重要、最富有的商人组织是冒险商人公司，它是个规约公司，成员在共同规章约束下从事个体经营，成功与否取决于个人的条件和经营情况。当公司人数达3000-4000时，权力掌握在40-50人手中，这部分人一般也是12个商人同业公会的头面人物，无疑也是最富有者。
    此外伦敦的富商还集中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组建的一批经营对外贸易与海外殖民扩张的公司中。这些公司大都是合股公司（亦有少数例外），合股制度是激励资本积累和运用的一个重要方式。有学者曾经作过估计，伊利莎白即位时投入合股公司的资本约1万镑，到1695年超过400万镑（注：利普森：《英国经济史》（Lipson,E.,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第3卷，伦敦1931年版，第217页。）。现代学者吉利斯皮说，由于商业的发展，国家的繁荣，涌现了一个日益成长壮大的商业资本家阶级，他们的投资能力提高，15世纪初冒险商人公司刚成立时，单个商人的投资（例如对呢绒贸易的投资）至多50镑，到17世纪初，投资于同一项买卖，资本少则5000镑，多则2万镑（注：吉利斯皮：《1700年前海外扩张对英国的影响》（Gillespie,J.E.,The Influence of Oversea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纽约1974年版，第160页。）。随着商人投资能力的提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往往参加多个贸易公司的活动，甚至参加贩奴和海上掠夺，投资额扩大了，虽有风险，有损失，盈利仍是主要的，因此商人的财富猛增。伊利莎白时代伦敦商人死时货币资产超过前述平均数的，即在8000镑以上的不乏其人（注：威兰：《1555年的莫斯科商人》，第79、118、81、105、87-88、79、130、81、97页。）。詹姆士一世时期的伦敦大商人财产更是可观，前面提到现代学者朗调查了这个时期140个伦敦商人的出身，同时也考察了他们的财产状况。在140个商人中，55个商人去世时动产超过2万镑，最富有的商人的财产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注：朗：《詹姆士四世时期的伦敦商人的出身和抱负》（Lang,R.G.,"Social Origins and Social Aspirations of Jacobean London Merchants"），《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57卷，1974年第1期，第30页。）。1640年秋，王室从140个伦敦大商人那里得到5万镑，虽然这笔钱名义上是商人向国王提供的贷款，其实是商人们按他们财产比例送给国王的，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强迫性。1641年国王又通过这种方式从商人那里得到10万镑（注：布瑞那：《商人与革命》，第80-81页。）。不仅个别商人的情况如此，整个商界的财富都十分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