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约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到1927年被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所代替，持续长达十余年，文章、论著发表千余。论争双方阵线分明，一为东方文化派，一为西方文化派。他们在东西文化何优何劣、差异何在、能否调和、东西方文化各自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一为东方文化优，一为西方文化优；一为东西文化为性质之异，一为东西文化为程度之差；一为东西文化可以调和，一为东西文化如水火不能相容；一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一为西方文化有光明的前途，等等。然而，在激烈的对垒中，双方却在社会主义思想上达成暗中投合，对社会主义不约而同地给予了充分关注和赞许。
    陈独秀是西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动者。他虽然是五四时期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在五四运动以前却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中国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取而代之，为建立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然而，也就在这时他已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并给予了充分肯定。陈独秀写道：西方文化“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注：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1915年第1号。）。他还指出：虽然西方近代文明有缺点，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平等，但又产生了“去此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注：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1915年第1号。）。
    此外，陈独秀在回击东方文化派“物质上应开西洋之新、道德上应复中国之旧”的观点时，也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赞许。他说：如果提倡中国的旧道德，即使达到了“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生活；去那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相爱互助全社会共同生活的思想，还远得很”。而西方的光明前途，就在于他们“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有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注：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1919年第1号。）。这里，陈独秀所说西方正在开发的东西，显然是指社会主义的新道德。
    胡适是西方文化派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他对东方文化派提出的东方文明是精神（道德）的、西方文明是物质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包含物质的、精神的两方面；精神文明建筑在物质文明之上；西方的道德信条，在18世纪是自由、平等、博爱，在19世纪中叶以后就是社会主义。胡适还特别指出：19世纪以来，西方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资本主义下的苦痛渐渐明了，“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注：《现代评论》第4卷， 1926年第83期。）。
    以上摘引，来自胡适在论争中的代表作《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篇文章发表于1926年7月，即这场论争就要结束的时候。 在此之前他与李大钊之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表明他是主张资本主义改良的。但这并不说明胡适反对社会主义这一文化现象本身，他只是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先进行资本主义而已。
    胡适不仅称赞西方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中国东汉时的王莽，实行了“土地国有”、“均产”、“废奴”、“设六筦”等社会主义政策，认为“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胡适替王莽鸣冤叫屈，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注：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读书杂志》1922年第1期。）
    以上通过陈独秀、胡适的有关言论，可看到西方文化派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赞许。
    《东方杂志》主笔杜亚泉，是东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杜亚泉反对西方文化派把东西文化的不同视为程度之差，认为东西文化只是性质之异，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不如西方，在道德上却能“统摄人心”。因此，他认为东西文化应该调和。杜亚泉还预测：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的经济变动，“必趋向于社会主义”。何为社会主义呢？杜亚泉说：“西洋之社会主义，虽有种种差别，其和平中正者，实与吾人之经济目的无大异。孔子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主义所谓‘各取所须’（应为“需”--引者按）亦即均之意义。……实则社会主义，乃吾国所固有。”（注：伧父：《战后东西文明及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1917年第4号。）杜亚泉甚至建议国人：不要醉心欧化， 而要注意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应该“以现代文明为表，以未来文明为里。表面上为奋斗的个人主义，精神上为和平的社会主义”（注：伧父：《新旧思想之折衷》，《东方杂志》第16卷1919年第9号。），等等。
    东方文化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梁漱溟，曾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从哲学的高度来谈论东西文化问题。梁漱溟断言：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对于此，他提出自己的哲学根据，并列举了许多西方文化正在向中国文化靠近的例子。其中，尤以社会主义的例子为多。梁漱溟指出：西方的经济是不合理的，现在正在要求改正，“这出来要求改正的便是所谓社会主义，西方的转变就萌发于此”（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第164-165页。）。他还说：“许多人总觉得他们都是空想……；然而无论如何，这改造要求是合理，那事实必归于合理而后己。”（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第164-165页。）梁漱溟还列举西方社会主义，有圣西门一派“宗教气味”的，马克思一派“科学气味”的，基尔特一派“哲学气味”的；并认为在基尔特主义的“协作共管”制度下，人们对物质生活“一定恬淡许多而且从容不迫，很象中国人从来的样子”（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第193页。）， 等等。
    以上就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泛社会主义现象。他们都不是专门在谈社会主义的，但对社会主义却谈了很多。社会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护身符，是他们各自所赞美的东方或西方文化的重要注脚。从而，这场论争在尖锐对立中却始终潜伏着不自觉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