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曾经论述较多而近年相对淡出的议题（注：中国人对“帝国主义”认知的进程其实相当复杂，在清末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国人曾视帝国主义为民族主义的“最高阶段”，怀有一种既憎恨又向往的态度。本文所说的“帝国主义”，大致指谓民国以后在中国形成的概念（这一注释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刘宪阁先生建议下做出的）。），过去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实施侵略一方，而相对忽视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区的是特定的“反帝”活动）。然而，不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取向还是区域研究领域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注：参见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都提示着应当更注意被侵略区域的当地因素。同时，任何侵略至少是两个或更多落实在特定地域上的文化、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在重视这些体系所在空间因素的基础上，还要从时间视角去认识其多元互动的过程本身。
    另外，至少在中国，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传统强项在经济层面，而文化层面相对薄弱。（注：参见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版）。在西方，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解一直是解释近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取向，特别反映在牵涉到传教的题目上。由于这一趋向通常隐含了西方文化优越的预设，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反对。但从文化视角诠释中外关系这一取向基本未在中国生根，不论是从前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冲突说”还是新近得到提倡的“现代化取向”（隐喻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都更侧重经济和政治因素。）本文主要立足于帝国主义侵略所及的中国当地条件，更多从文化视角考察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及其发生作用的进程，大致形成一个中外关系的认识框架，并据此简析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中外格局的变与不变，侧重内争与外力在中国这一场域的纠结互动及其发展演化，以为研究北伐前后的中外关系略作铺垫。（注：这一认识框架并非固定的，而是发展中的，即其本身可能随时间以及特定场景的更易而波动。本文不像许多社会科学那样先确立一项相对抽象的“理论”，然后以“事实”来验证（test）这一理论；本文注重历时性因素，既借助认识框架以考察不同时期的具体史事，也注意具体史事对认识框架的作用，即在史事影响下认识框架自身的确立、修改或发展。简言之，具体史事和认识框架始终处于互动之中。）
    一、帝国主义间接控制：条约体系的文化解读
    近代西潮东侵，中国士大夫多以为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迄今仍常被引用的名言当然不甚符合史实，却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即不少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入侵的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注：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正始》））用今日的话说，这个“天下”就是中国文化；西方入侵者的目的主要不是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全面控制中国。（注：清季士人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此前也有异族入侵，然皆在较大程度上接受华夏文化，即所谓“窃学”；但近代入侵的西人则不仅无意“窃学”，根本有“灭学”之图，欲尽可能打压或铲除中国文化。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第59-69页。）
    从根本上言，帝国主义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最关键的实质问题是对被侵略地区的全面控制。只要能达到实际的控制，是否直接掠夺领土是次要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侵略，但具体的侵略方式则千差万别。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中国朝野对外国入侵的持续有效抵制（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一类表述已渐成套话，但在这里的意义非常实际具体，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近代中国朝野抵抗外国入侵的有效性。一般多见中国在近代中外竞争中屡战屡败，或忽视了中国朝野持续抵制外国入侵的效力。正像宋朝虽被蒙元所灭却是世界范围内抵御蒙古入侵时间最长者一样，从世界范围看，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印度等都大致具有和中国一样的地大物博特点，却未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处境，足以反证出中国虽屡败而不亡，且失地不甚广，主权基本保持，已是相当有效的抵抗了。从这一视角看，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在抵抗侵略中的作用和效能还可进一步深入探索。），再加上列强之间相互竞争造成的均势，这些因素迫使列强逐渐认识到全面的领土掠夺既不合算也不可能。故其退而采取一种不那么直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条约体系巩固其非正式的间接控制（注：这里的讨论受到“非正式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由John A.Gallagher和Ronald Robinson在1953年提出，参见其合作的论文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5-1914.Economic Review,Ⅵ（1953），pp.1-15。关于这一理论的争论，参见William R.Louis（ed.），Imperialism: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6。后来Robinson自己又有所发展，见其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with or without Empire.In Wolfgang J.Mommsen and Jurgen Osterhammel（eds.），Imperialism and After: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Allen and Unwin,1986,pp.267-289，不过这一理论主要着眼于经济层面，很少涉及文化。），同时寄希望于文化渗透（注：萨义德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指出了文化因素对帝国主义扩张以至构成帝国主义概念那不可缺少的作用。参见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Knopf,1993（中译本《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particularly pp.267-268。），以为长久的经济利益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