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条约基本是武力威胁的结果，故所谓“间接控制”并未改变其帝国主义性质。而条约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条文上，首先就体现在其主要反映战胜者的意志这一基本精神上。早期的帝国主义研究较多侧重实施侵略的一方，但恐怕更多是被侵略所在地的现实条件，而未必是侵略者的主观意愿，制约甚或决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特性。如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所说，“有多少被侵略的地方，就有多少种歧异不同的帝国主义”。（注：参见Ronald Robinson,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p.273；并参见其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In R.Owen and B.Sutcliffe（eds.），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London:Longman,1972,pp.117-140。David Fieldhouse从另一取向强调帝国主义行为实际发生作用地区的重要性，参见其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London:Weidenfield & Nicolson,1973。）
    从入侵者视角看，在中国实施“间接控制”是依据实际情形最可行也是效益最高的取径。在被侵略方面，中国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领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条约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国主权，但基本的主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若返回当时人的认知，我们今日注重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近代传入的西方观念对晚清中国人似不十分要紧，他们更看重的恐怕是基本的纲常礼教和政治体制这一“国体”仍依其旧。（注：由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西方观念不过新近才传入，近代中国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个过程，时人更看重的恰是今日中外研究皆不那么重视的纲常礼教和国家（政治）体制的维持。晚清政治文献中一个频繁出现却难以精确译成西文的“国体”一词，就很能反映甚至代表中方的主要思虑。今日不少以中文为思想和表述工具者，也甚感难以界定“国体”一词，恐怕即因为这些人的思维和想像能力（或其使用的概念工具）已部分被“西化”了。）这个重要因素的意义是多重的。
    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要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一般是以贬低、打压甚至清洗等方式破除本土文化。在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西方就只能采取间接的渗透方式来获取文化控制。故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西人对此是有备而来，且有着特别针对中国纲常礼教的持续努力。（注：从晚清到今日，试图淡化西方入侵之帝国主义性质者每强调西人来华意在“通商”，若以之与掠夺领土并论，这大致不甚差；但叶德辉已指出：“通商之士，一其心以营利，不能分其力以传教。”西人对后者的注重揭示出其目的不仅在于“通商”，而是远更广泛。见叶德辉《郋园书札·西医论》（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版）第44页；并参见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9-111。）
    另一方面，恰因上述因素的影响，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仇视和抵制通常较殖民地人为轻。国体的持续和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应该是士人确信中学可以为体的根本基础。由于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压迫和文化清洗，中国士人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显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更能去主动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故中国士人学习西方的愿望和实际行动都远比殖民地人要主动得多（注：近代中国与一般殖民地还有一大不同，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往往是留学生领导，很多时候运动的领导中心正在所谓宗主国之内，与帝国主义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间接联系；而中国的反帝运动除早期与日本有着较密切的关联，中心一度也在日本（但同时更反中国政权）外，大部分时候是相对“独立”的（其思想资源主要是西方的，但运动本身与西方的联系则少）；在20世纪20年代虽与苏俄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但当时苏俄的地位相对特殊：它在中国仍然维持着某些沙俄的帝国主义利益（例如中东路），然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又有着巨大的差别。）。有些人为了美好的未来而日渐主动地破除自身的传统，实际成为西方打压中国文化的工具而不自觉。
    再者，正是通过条约体系所建构的间接控制，外国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既体现着一种外在的压迫，其本身又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这一点越来越为中国人所认识到，清政府史无前例地援引义和团这一民间异端力量来对抗外国势力，部分即因其感到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过分深入。（注：关于清政府支持民间异端力量，参见罗志田《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收入其《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第1-32页。）当孙中山在美国获悉辛亥革命的消息时，这位革命家不是疾速返国，而是转往英国以寻求可能抑制日本的帮助。詹森（Marius B.Jansen）敏锐地指出，这表明在中国领袖人物的认知中，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注：詹森：《国际环境》，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陶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7页。）
    若从文化视角看条约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即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这才是最深层的也是最根本的不平等之处。早年中外谈判中道光帝觉得最不能忍受的，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注：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此后的中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修改以至取消这一方式的长期斗争。然而，不平等的中外交往方式既然由战争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条约的修订或废除多半需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此后列强扩张权益的历次修约或订立新约是如此，中国方面亦然。
    对清廷而言，每次条约修订，基本是外国利益的增强和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失，故其甚少主动提出修约。不过，费正清认为，这主要反映出所有的中外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国的政教体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条约，也不认为有必要修约。（注：参见John K.Fairbank,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idem（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57-275。晚清中国官民当然也有过修约的想法，或以修约为抵御西方进一步要求的权益之计，然基本未成为一项有意识的国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朝野皆不断提出修约以回收主权。这表明中国人已逐渐接受西方思维，注重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远胜于往昔的“国体”；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承认条约这一形式的重要性，也试图以西方外交的常规方式来进行修改。（注：王韬早就指出，治外法权“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他认为这是有“忠君爱国之忱”的“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且“必屡争而不一争”，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具体的争法，则“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除额外权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3-74页。不过王氏未曾理解到条约的不平等也体现在缔结和修改的方式上，很多时候“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未必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