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基督教爱邻如己的准则成为动武的基础，传教士也就走到其教义的对立面了，可知他们有意无意间也分享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例外法则。另一方面，在后来不少中外冲突中，传教士和构成租界主要成分的商界又常常有着不同的主张；正因部分西人、特别是其文化先锋传教士不完全认同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更成功，其成功的程度基本上与其疏离于炮舰和条约的程度成正比。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凡可能说服时皆说服，不得已则强制”的方略。（注：这一概括在观念和句式上都受到著名的Gallagher-Robinson formulation的影响，他们曾提出“informal control if possible,formal rule if necessary”一说，参见Gallagher an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5-1914.Economic Review,Ⅵ（1953），p.13。）这当然只是一种日后的理想型诠释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整体“西方”事先就预定有这样清楚的谋略。不同国家不同的人可能根据不同的时势采取不同的对策。很多时候，强制和说服只是偶然地互补，而非事前预谋。
    实际上，在华列强之间也有相当激烈的竞争，既为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势力范围，也为含义宽泛的文化“影响”。正是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潜伏着列强间分裂的隐忧。盖欧洲列强才真正分享着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不但日本常被排斥在外，就连俄国甚至美国有时也带有不够正统的意味。当罗素（Bertrand Russell）告诉胡适专制比民主更适合于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时，胡适感觉到这对其自身的自由主义信仰有些不够“忠恕”。（注：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4页。）实行于英国的制度可能真不适合于俄中两国，但罗素的主张仍隐约可见“例外法则”这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子。
    几年后，比尔德（Charles A.Beard）将“东方”视为英、法、俄、美四个“西方帝国”纵横捭阖的场域。（注：Charles A.Beard,Introduction.In idem（ed.），Whither Mankind:A Panorama of Modern Civilization.New York:Longmans,Green,1929,p.5.）这位著名的帝国主义批判者将社会主义的苏联纳入批判对象，却未包括正挑衅甚或颠覆东方既存格局的日本；他所批判的实际是一个作为侵略者的白种西方，而另一边则是作为受害者的黄种东方。日本在日俄战争击败沙俄之后便希望自己成为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注：这样一种不平的情绪长期存在于日本是其不断发动战争的一个潜在但不可轻视的因素，参见Marius B.Jansen,Japan and Its World:Two Centuries of Chan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中译本《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转变》，柳立言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但东西文化差异及其伴随的歧视一直妨碍日本被西方强国真正接受，这样一种连批判对象都不计入的“不平等”待遇或许出于善意，却触及到也揭示了日本长期对西方的不满之所在。
    在处于中国这一文化悠久的异国时，列强或更容易感到上述潜在的文化隐忧；作为共同的外来者（outsiders）（注：关于列强作为“外来者”的一面，参见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s: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不过，西方以及日本卷入中国的程度，特别是其通过条约体系直接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及其在中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留下的更带永久性的印记，都提示出这些外来者已部分内化成“近代中国”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了，其一个明显表征就是当时中国反帝者所秉持的思想资源基本是西来的。说详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它们似较在别处更强调团队精神和相互依赖性（注：孙中山就特别强调在华帝国主义的“共性”，认为近代中国的实际地位是低于一般殖民地的“次殖民地”，即“凡是和中国有条约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而中国也就成为“各国的殖民地”。见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页。）。这就进一步促成了东亚（时人多遵欧洲习惯称为“远东”）在国际政治中那特殊的“例外”之处：在欧洲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在亚洲却可以联合贷款给中国，这一现象被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注：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88.）。换言之，由于列强和中国这一似乎更明显的“区分”，在欧洲的敌对关系到了亚洲即因此而暂时化解。这还只是出于谋利的主动一面，当条约体系面临中国挑战之时，列强为捍卫这一体系更容易联合在一起。
    二、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大转变，列强势力因战局而改变，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按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世界地位的机会。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联的出现，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新俄国虽未参加巴黎和会，却存在于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当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时，威尔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两人都提倡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故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注：入江昭就认为，华盛顿会议后，以美、英、日三国合作为基础，列强试图在东亚建立一种不那么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新秩序，参见Iriye,After Imperialism。）
    国际秩序的新观念由威尔逊和列宁来提出，体现出西方范围内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态势，即原处边缘的美国和俄国向原居中央的西欧挑战。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范围言，至少在思想上，说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大致是不错的。但中国的情形有其特殊之处：正因为以条约体系为表征的帝国主义体制以非正式的间接控制为主，其帝国主义性质相对更隐蔽；更由于西方在中国推行例外法则，西方通行的处事方式并未全用于中国，在华帝国主义一直有其特异之处，故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结束”并未迅速触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