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的影响虽深远却不甚明晰，各国外交更直接受到本国政治体制的约束。在西欧和美国，政治体制比较稳定，但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对外交有着明显的限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强烈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许多时候外交策略的思考其实是在因应国内的党派政治需要。而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日本和中国多少都面临着旧政治体制已去而新政治体制尚未充分确立的状况。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动荡程度，动荡的社会反过来又为形成中的政治秩序增添了变数。（注：关于日本，参见Jansen,Japan and Its World;Jean-Pierre Lehmann,The Roots of Modern Japan.London:Macmillan,1982;关于俄国，参见Hans Rogger,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1881-1917.New York:Longman,1983;Roberta T.Manning,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n Russia:Gentry and Gover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Adam B.Ulam,The Bolsheviks: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New York:Macmillan,1965。）在这样的社会里，新思想的产生更少限制，其发展有着更广阔的空间，但不同思想观念的竞争也通常更加激烈。更重要的是，超常规和非常规的主张和行为很容易出现，而相关职能机构按常规制定决策和推行其策略反不时被忽视甚至颠覆。本来任一大国的内部政治激变都会影响到其所在地区的国际秩序，在东亚，不仅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政治大变动之中，横跨欧亚的苏俄也尚未结束其内部政治秩序的调整，这就大大增强了这一区域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而中国的乱相又特别明显，政治和社会的“革命性”（主要指既存规范的失效）超过日、俄两国，甚至不时缺乏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效中央政府。当时中国各军政力量基本重在内争，其首要目标是扩充自身势力甚至统一全国，与历代中原逐鹿并无大的差别。但是，这一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竞争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背景下进行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
    这样复杂的局势困扰着中国思想界，杜亚泉在1918年已虑及外国势力可能不容中国平静地改革，他在讨论中国新旧势力之争时说，“武人官僚，倚仗旧势力，以斫伐国家生命，惟恐其勿尽”；同时可能“将有外来之势力，加于吾国之上，以绝吾国之生命；不能更有机会，容待吾国发生新势力，以营代偿作用”。（注：杜亚泉：《中国之新生命》（1918年），《杜亚泉文选》，第324页。）今日一般视为“保守”的杜氏在五四学生运动前已观察到“武人官僚”、“旧势力”和“外来势力”的关联及相互支持的一面，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年中国思想界的确趋向激进。
    这也说明，一些中国读书人对那时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已有较清晰的认知。陈独秀在未成马克思主义者时已注意到因交通发达而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第4页（文页）。）当时的“全球化”程度与今日相比所差甚远，很可能是外国在华势力深入中国权势结构的现象让陈独秀在八十多年前就思考到“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变更与“世界”的关联。
    当中共于1922年发出反帝为主旨的二大宣言时（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重排本，第3-16页。），胡适撰文回应说，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改变，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不仅“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且“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故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列强的侵略，且“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若国内政局纷乱，列强自然也不会放弃其权益。一句话，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注：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存二集》卷3，亚东图书馆，1931年第8版，第128a-128i页。）
    胡适的主张相当接近华盛顿会议的精神，但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即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的努力，只要含有对既存权势结构挑战之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他自己稍后就发现，连谈“全国会议、息兵、宪法”这类具体的“问题”，都“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注：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存二集》卷3，第143页。）可见“外人”在中国涉足极深，已全面“介入”到中国权力结构之中。故有人明确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注：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第4卷第2期（1926年1月3日），转载于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