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方面随即由张国焘发表长文对胡适进行系统反驳，张氏也注意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已由19世纪的武力为主转变为经济为主，后者“既省钱，又省力，还不易引起重大的反感”；但他认为经济侵略比武力侵略更危险，因为列强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已造成一种“相互竞争的侵略”，且帝国主义是军阀政治的后台，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若不“打倒英美日等国的对华侵略主义，不足以改造国内政治”。（注：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第6期（1922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第45-50页。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不论先反帝还是先实施内政改革，双方的共同点是承认帝国主义侵略方式有所变更，而中国的内政与外国在华存在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双方的分歧更有相当的代表性，体现出中国社会或思想界对“外国在华存在”那双重身份的困惑：胡适等人或者更多看到其作为改革推动者的一面，而从杜亚泉到中共这些人则明显将其视为中国既存秩序的维护者。（注：这是近代中外交往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西方给中国带来许多可借鉴的新思想资源，但其既然以入侵方式进入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士人接受这些思想资源。同时，外来者的双重角色也使得在中国的“西方”不能不“分裂”。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日本的地位相对特别：在西方思想资源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自身也可以说是新思想资源的提供者；然而在处于社会、政治秩序大调整中的日本国内，主张采取直接领土掠夺政策的一派始终活跃于政界和军界，故日本对以间接控制为表征的在华帝国主义秩序也存在挑战的一面。）
    要求中国先改革内政然后考虑条约修订的“华盛顿会议精神”，反映出列强仍更多看到中国的乱相，却未能仔细观察和认真考虑与此相伴随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疾速变化（注：部分可能因为其自身仍处革命后社会、政治秩序的大调整之中，苏俄显然更能领会中国内部激变那突破常规一面的革命性意义，其提出以人民为外交对象的主张非常具有想像力，与那些试图维护既定秩序的西方列强相比，体现出相当充分的“思想解放”。），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那御外和内部整合并存的两面性（许多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既要求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愈来愈强烈地希望中国完全掌握自己的主权）。（注：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收入其《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4-128页。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本文所说的“民众”和“大众”通常不出城镇的范围，即使在城镇中也更多指的是多少识字且对“国是”保持兴趣的一部分，其实际数量可能不甚大。）中国政府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必须先给人以“得道”的形象，然后才能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并整合离散中的社会秩序。修订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主权恰是“得道”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渐成必须的步骤。（注：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裴克（Willys R.Peck）观察到，“在政治中引起民众关注的最简易、最保险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排外，所有的中国政治派别都以此策略来“确保民众的支持”。参见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eck and Wellesley,Dec.9,1926,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41,893.00/7981。）
    这样，华盛顿会议上中国虽颇有所获，但已不能满足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那些收获因法国以金法朗案迟迟不批准《九国公约》而名至实未归，使中国方面的外交成就感日益淡薄，对列强的不满却与日俱增。（注：加拉罕在1924年提醒中国：华盛顿会议关于增加关税等权利，“以法国之反对”，仍未能实行。参见加拉罕致王正廷，1924年3月19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MacMurray）在1925年也注意到法国迟迟不批准《九国公约》对列强利益和中外关系的损害。参见MacMurray to Hughes,Nov.17,1925,John V.A.MacMurray Papers,Seeley G.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协调不合作阻碍了华盛顿会议精神的落实，并进一步打击了巴黎和会后已大为削弱的中国“自由主义派”在国内政治上的发言权，此派言论的缺乏说服力当然也就使中外关系方面更为激进的主张得以扩大影响。（注：前述“保守”的杜亚泉与激进的中共观点相近，就极具启发性。一般不视为激进的张君劢就说，巴黎和会后，“我心中大为不平，觉得协商国政治家之所谓正义人道者，皆不过欺人之词；因而想及所谓国际法者，实等于国际的非法”。由于对其所研究的国际法失望，他不久即放弃修习国际政治。（参见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改造》第4卷第5号［1922年1月］，第1页［文页］）。张氏自己后来在中苏谈判期间就要求加拉罕本着外交公开的宗旨，将其对中国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公示于中国国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晨报》1923年9月11日第6版）。再后来留学欧洲专习国际法的周鲠生提倡流氓式的“革命外交”（参见周鲠生《革命的外交》，收入其同名论文集，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第1-11页），其潜在造因大概也源于此。）
    北伐前夕的中外关系既然处于如此变幻莫测的混乱格局之中，列强间的合作实难以维持，任何外国也很难有预先制定的长远政策。各国只有根据局势的演变及其所面临的新问题，不断调整原有的政策原则。正如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限定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一样，中国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同时，入侵的帝国主义既是中国秩序紊乱的造因之一，又是中国既存权势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内外因素的特殊结合使中国问题不时呈现“国际化”意味，（注：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两者的关联互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在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