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同”理想没有讲明实现这一理想的物质前提，也没有论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途径，最终只是一种理想。以道德论取舍的道德主义，则明显地更是一种唯心主义。因此，受“大同”理想和道德主义的影响，东西文化派双方的社会主义关注和赞许，一方面是广泛的，另一方面就必然是空泛的。即他们均无作科学与空想之分，都仅是在泛泛而谈的各种社会主义所共有的均平、公有、互助等道德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关注和赞许，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并无直接或实际的指导意义。然而，结合整个五四时期来看待这一现象，却不能不注意其客观作用，更不能忽视其内在的思想逻辑。
    五四运动前后约10年左右的时间，之所以被称为五四时期，其重要内涵就在于，它是中国人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重新考虑中国命运和决定中国路向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自此以后，中国就开始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行程。当然，这一结果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然而，俄国十月革命仅只是一个外因，真正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因更重要，其思想背景更广阔，其认识历程也更复杂、曲折。从思想背景和认识历程看，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东西文化论争的展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等等，都是中国人重新探索中国路向的具体体现，也都是中国人一步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动和认识过程。其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的社会主义思潮，它是中国人的意识倾向由原来的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环节。正是在社会主义思潮中，人们对俄国十月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原被视为社会主义之一种的马克思主义，也在这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至于最终被接受。这一过程，就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段时间。
    然而，社会主义思潮决非凭空而起。任何一种思潮，都是一种社会心理、意识倾向的变动，且都是经过一定的潜移默化过程才突然明显化的。社会主义思潮作为社会心理倾向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动，也是这样。早在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以前，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这一鲜明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暴露、新文化运动展开后人们思想的大解放等等，已使人们对近代以来一直倾慕的西方资本主义逐渐产生怀疑，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将视线向社会主义转移。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泛社会主义倾向，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心理变化。参与论争者无论是西方文化派，还是东方文化派，除去极少数顽固守旧分子外，应该说都是走在时代前列、欲为中国寻求最佳出路的先进分子，他们无意于专论社会主义，却都频频提起社会主义；他们激烈对垒，却又不约而同的赞许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早在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以前，有关国家出路问题的社会心理倾向，已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移。
    不仅仅如此。东西文化派双方大都是在社会舆论界具有视听影响的人物，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广泛关注和赞许，早于社会主义思潮，并持续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对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无疑具有舆论导向和气氛烘托之效。
    当然，东西文化派双方能以异中有同，对社会主义同持赞许态度，是与他们共同的文化积淀分不开的，是同受“大同”理想和道德主义价值观影响的结果。因此，东西文化论争中泛社会主义倾向的客观作用，也就是“大同”理想及道德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即后者在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思想入口处，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人接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诱。
    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和道德主义价值观，能使人们不自觉地受其影响而容易接近乃至接受马克思主义，它们是否也容易使人们不自觉地将其空想性带进马克思主义呢？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初期的一些事实看，它又是一个难以作否定性回答的问题。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也就是在其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是要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甚至，直到大革命末期，瞿秋白还提出过直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次革命论”等等。这些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空想，在当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与经济基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物质前提与经济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之一。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或直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次革命论”，竟没有提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和经济条件问题。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还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把不自觉地以已有的思想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当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继而又加运用得出了如上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里所谓已有的思想，在形式上不能绝对说就是充满道德主义的“大同”理想，但在内容上，至少是与“大同”相类的、同出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东西。毕竟，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产物。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在当时又仍然处于小农经济包围中的中国人，在短时间内匆匆接受、理解乃至应用马克思主义，是难以避免以自己现有的、最熟悉的东西来比附和理解的。这是一个思想规律，如同恩格斯所说，任何新的学说或思想，“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 页。）。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东西，既有积极的引荐、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妨碍人们真正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这恐怕是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所始料不及的。而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泛社会主义及其客观作用，却分明告诉了我们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