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他的1831年12月的年度咨文中，还专门谈到了对华贸易对于的美国的至关重要。（注：[美]詹姆斯·理查森编：《美国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1789-1902）》，第2卷， 1903年英文版。[美]肯尼思·斯科特·赖德烈著：《早期中美关系史》，第78-79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该书被认为是“本世纪分析美国早期贸易的优秀著作。”载[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事实上早期的中美贸易在更大程度上是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著名学者泰勒·丹涅特称：“早期对华贸易提供了一个积累资金的手段”，“供迅速发展中的各州的迫切需要之用”。（注：[美]泰勒·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该书被认为“是美国人所写的早期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杰作，称誉史坛近50年。”载[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期中美贸易对于推动美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西进运动”，和向太平洋沿岸的扩张成为横跨两大洋的泱泱大国，和美国日后与太平洋地区的联系和交往，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研究早期中美关系史的中国学者认为，“早期中美贸易，是促成美国向太平洋岸拓殖的唯一因素。美国从偏居北美大西洋之一隅，于短短数十年间，便俨然成为横跨北美大陆，雄踞两大洋岸，更进而发展成为太平洋上的大帝国（1898年）。分析造成美国这种局面的原因，如果说它主要是受中美贸易之赐，亦非过分。”（注：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23-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克林顿总统自首次访问中国的国宴上致词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的商业关系的悠久历史。我们双方在美国宪法制定以前就有了贸易往来，甚至1773年我们的建国先驱为反抗英国征税而倒入波士顿港的茶叶都是从中国来的。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朋友。”（注：《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
    1814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商人逐渐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中美平等互利贸易关系，开始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经济和政策生活健康发展的急剧变化。无庸讳言，由于英国的对华鸦片走私贸易进而演变为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清朝社会的停滞不前，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蒙受长达百年之久的屈辱和灾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国家与中国间的国家关系。大量事实已经表明美商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对此故意夸大其词固然失实，但回避这一客观事实，绝非信史。（注：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69-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期间，对日后美中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传教活动已经悄然展开。在美国的帮助下，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和从事文化交流工作长达27年之久。1830年首批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人1830-1847年，美国新教派来华传教士73人，占全部西方国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总数98人的3／4；到1855年来华美国传教士达110 人。（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见顾长盛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们除了传教，还在中国进行翻译、出版、办学与医学等文化卫生事业，对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开启了早期中美文化交流的渠道；不过它在文化渗透和政治影响方面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引来了迄今众说纷纭的功过是非的种种评说。我国美国史研究老一代著名学者杨生茂教授对此评论说：“传教士引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开启了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眼界。这无疑较封建思想是先进的，并可成为近代中国人选择和借鉴的内容，对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也不无促进作用。但是在目的和方式上，传教士并不是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他们只能通过‘福音化’达到西方化，而西方绝不等于现代化。”（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序，第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我们如果从推动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开眼看世界的角度看，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无疑的。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撰写的《美理哥国志略》于1838年在新加坡印行（署名高理文），1844年第二版在香港出版，改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成为中国人最早系统了解美国历史地理和政治的中文书籍。（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96-30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50-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而1848年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卫三畏出版的《中国总论》，被认为是第一部美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美国传教士把西方的新知识和信息介绍到中国，令长年闭关锁国的先进的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因而，他们的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美国的崛起和中国的沉沦是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这恰恰是早期中美关系的友好交往时期。早期中美两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相互之间是很不了解，即使通过间接和个别直接的渠道，其了解和认识的深度也是极为肤浅的。但是，中美之间的相互隔阂和不甚了解并不排斥中美相互尊重要求平等交往和了解的强烈愿望。这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当时两国先进人士的有识见地上。新兴美利坚共和国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学会第一期会刊发表文章，希望美国能够“像中国那样兴旺、那样富庶”。（注：黄绍湘：《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载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第5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中国表达了仰慕之情，本杰明·富兰克林期望访问中国。（注：杨生茂为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所写的序，第2-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不过美国有学者称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可分为“鸦片战争以前的尊敬时期和其后的轻视时期”。（注：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第4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从闭关到开放并不是自觉的而是一个被迫的痛苦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得益于对崛起中美国的最初了解。诚如我国中美关系史研究者所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们--以林则徐、魏源、梁廷楠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比较开明或倾向进步的爱国人士，勇敢地冲破‘天朝’、打破‘闭关’局面，睁开眼睛，了解世界，把探求新知的眼光，投向太平洋彼岸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在中美关系史上，特别是在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是一页开创新时代的珍贵记录。”（注：陈胜瞵（lin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兼论清代闭关政策的破产和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2期。并见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第7-20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林氏主持翻译《四洲志》（1841年刻本），魏源著有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2 年），梁廷楠著有三卷本的《合省国说》（1844年），还有余徐继畲著有的《瀛环志略》（1848年）。）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盛赞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天下为公，锓锓（qin）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亦回与诸国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倡西洋代议制政治的人。”（注：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312-33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他代表中国政府于1953年所刻的碑文称赞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道：“美国决不设置贵族和皇室头衔，也不建立世袭制度。国家事务由舆论公决。”（注：《克林顿在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话》（1998年6月29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98年7月2日。）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赞扬和学习新兴资本主义的美国精神的心情。
    通过中美关系开始交往时期的历史概述，我们看到尽管中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相异，当时一个是历史悠久的处于衰退中的腐朽封建帝国，另一个则是新兴崛起中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大洋彼岸的两个国家可以而且基本上平等相处、互通有无了整整60年光景。中美两国间政治和经济分离，互不干涉内政，开创了两国间友好相处的最早先例。我们有理由记住中美两国曾经共同拥有这段令人高兴的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