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第一阶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中国在该阶段诸次防御战役中组织的最为成功的一次会战。由于中国方面充分汲取了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利用了武汉周边的地形地利，实施了正确的作战指导，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作战主动权。反观日军方面，在中国的制约下，一再更改作战方案，被迫采取了最不利的作战方式，其表现可概括为：变化多，失误多，协调差，预定目的未能实现。两相比较，中国的作战指导是成功的，而日军则是失败的。
    一
    素称“九州通衢”的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还在战前中日双方就认识到，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双方在武汉地区必有一场大战。因此，中日双方关于武汉会战的实际较量早在战前就已展开。1935年日军制订了新的全面对华战争计划，其中规定：在进攻武汉时，将以华北方面军沿京汉铁路南下，与之相策应，以另一军溯长江西进。（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01页。）该计划的要点在于：其一，以京汉线和长江两个进攻方向，对武汉形成战略夹击的基本态势，迫使中国必须同时应付两个跨距较大的方面，同时有利于日军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其二，利用京汉铁路和长江水路两条交通大动脉，使其两大进攻集团均拥有各自的补给干线，这是大兵团作战能否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其三，作战重点和主攻方向放在北方，这主要出于地形上的考虑。武汉周边，尤其是武汉以东的长江两岸地区，山脉众多，湖沼密布，而北方的京汉线方面地势平缓，更利于大军的进攻。
    由于这一方案的战略优点无法掩饰，所以战前日本军事教官曾在中国陆军大学公开讲过沿京汉线由北而南攻占武汉的作战想法。（注：郭汝瑰：《我的亲身经历》，见《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7页。）
    事实上，战前中国方面亦认为日军沿京汉线南下武汉的威胁最大，并曾多方研究如何破坏日军这一战略，甚至许多军政要员提出决黄河水淹京汉铁路，以人为地障阻绝日军南下的建议。（注：郭汝瑰：《我的亲身经历》，见《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7页。）这些情况，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担心，充分表明1935年方案对日军而言是比较理想的“上策”。
    然而，战争一旦爆发，其进程就绝非日本一方所能操纵。七七事变后，中国决心持久抗战，并从长期战争的高度谋划全局。为减消日本的强势，中国军事当局发挥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特点，有意识地拓展战争空间，广布战场于华北、华中及敌后，力求最大限度地分散日军兵力。尤其是中国力避与日军在华北平原决战，主动将主力投入淞沪战场，迫使日军将其主力和战争重心南移，从而在战略上干扰了日军依托华北，以主力南下武汉的预定计划。此外，着眼于持久战争的敌后游击战争，特点是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到1938年初已明显发挥出战略牵制作用。1938年4月，日军大本营将武汉作战提上日程时发现， “由于该方向敌情严重，沿京汉线南下作战需要很大兵力，可是，华北地区恶劣的治安状况使兵力的抽调非常困难。”（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09页。）在来自中国方面的种种因素的制约下，日军大本营只好放弃了酝酿多年的预定方案，于1938年5 月重新制订了武汉作战计划。
    新的计划决定：“华中派遣军以主力沿淮河地区推进，另以一军沿长江地区西进，会攻武汉”，同时要求“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在华中派遣军进攻之前，攻占郑州一带，将敌军牵制在北方”。（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206页。）从表面看，日军新的作战计划仍企图坚持两路进攻，而且主攻路线仍选在地形有利的长江以北的淮河河谷地区。但与原方案相比，其战略效果已然打了折扣。原方案的两路基本为90度夹角，一路由北而南，一路由西向东，具有浓厚的夹击意味。而新的两条进攻路线夹角缩小，进攻轴线基本为由东向西，战略夹击效果明显逊色。此外，新方案中连接两大进攻集团的进攻正面也大大缩小，这就意味着防御一方的防御密度和厚度相应增加。还有，因放弃了京汉线南下，代之以该方向的牵制作战，从而使得中国有可能将该方向的部分军队转用于向东防御。事实上，日军之所以要求华北方面军攻郑州以牵制中国军队于北方，为的就是弥补这一缺陷。
    尽管1938年5月的方案是日军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择， 但该方案确定不足1个月，就需要再次更改。
    按照日军1938年的战争计划，4、5月实施徐州会战，随即实施武汉会战，两者紧密衔接，徐州会战要为武汉会战作态势上的准备。换言之，徐州会战结束时各部队的位置及态势即为武汉会战发起时的位置和态势。基于这一考虑，1938年5月底、6月初，日军借助徐州会战的冲势，在京汉线以东、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占领了诸多要点，其中一部日军进抵郑州稍南的京汉线上，基本形成了由淮河河谷攻击武汉和郑州以遂行牵制的态势。
    然而，就在日军排兵布阵，逐步贯彻其第二方案之际，中国方面采取了重大对应措施。1938年6月上旬， 中国军队在郑州东北方决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造成了经中牟、蔚氏、周口、阜阳，直抵淮河的大地障。淮河亦因此而泛滥，甚至蚌埠的淮河大桥亦被冲毁。这一以水代兵的行动彻底粉碎了日军“利用流经蚌埠、正阳关、信阳等地的淮河水运为后方补给线，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汉口的作战方案”（注：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页。）， 并迫使兵临郑州的日军仓惶向东撤退，打破了日军攻郑州牵制中国军队于北方的企图。1939年秋，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就此承认：“因敌人使黄河泛滥，致使主力无法沿淮河河谷前进”，“取郑州一事因黄河泛滥而难以实行。”（注：〔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347 页。）
    毫无疑问，黄河决堤给黄泛区的中国民众造成很大牺牲和损失，但从军事上看，也给日军的武汉作战造成了极大困难，日军的武汉作战指导一度因此而陷于争议和混乱。黄河决堤后，日军预定攻击路线中唯一未受影响的是长江方向。可是对日军来说：“为攻占武汉，仅从一方面进军是至难之事，无论如何必须从两个方面进击。”（注：〔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352页。）为此， 承担溯江西进任务的华中派遣军甚至重提已经放弃了的京汉线作战，强烈要求大本营以一个军沿京汉线南下攻击武汉，以减轻长江方向的压力。（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09页。）然而，在兵力问题上早已捉襟见肘的日军大本营坚决反对华中派遣军的一厢情愿，认为：“京汉线以西是敌占区，一边排除敌人一边南下非常困难。况且，经历了徐州会战的华北方面军自己也痛感控制区内治安混乱，兵力不足。因此，既便渡黄河南下也是很勉强的。与此相比，更要紧的是恢复华北的治安。”（注：〔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352页。 ）在大本营看来，此时的华北方面军不仅无力承担南下作战的任务，就连一度设想的攻郑州的牵制任务也难以实行。
    面对困难局面，日军要么从长计议，将武汉作战延至1939年实施，要么排除万难，坚持年内攻占武汉。前者意味着已经展开的各项准备中途搁浅，把战争引向诱和的大政方针和既定步骤；后者则要求日军尽快改订作战计划，以便能在雨季长江水量充沛，便于航运的时期完成作战。尤其在京汉铁路和淮河水运已无法利用的情况下，利用长江汛期的重要性更是大大加强。
    经过激烈争论，日军上下相互妥协，就新的武汉作战方案达成一致，其中的重要变化为：其一，为坚持两路进攻，除溯江西进路线之外，将淮河河谷的进攻路线向南推移，改为在淮河以南、沿大别山北麓西进的路线；其二，由于黄、淮泛滥，津浦沿线的铁路、公路及淮河水运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将主要依靠长江水路为补给干线；其三，受补给干线的制约，将主攻路线改在长江方面，大别山北麓的作战变为辅攻；其四，华北方面军主要致力于占领区内的“治安”作战，同时以部分兵力准备牵制作战，以策应华中派遣军。尽管新方案仍未明确取消郑州作战，但已变为要华北方面军“研究准备”，其后又于8 月正式取消了攻占郑州的任务，代之以在黄河北岸的“佯动”。（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10页。）
    至此，日军的武汉作战已三易其案。如果说第一方案是“上策”，第二方案是“中策”，那么第三方案只能算得上是“下策”。由于淮河河谷的进攻路线南移至大别山北麓，日军的进攻正面再度缩小，而且新的两路进攻已完全变成了由东向西的平行推进，战略夹击自然就无从谈起。主攻路线的变化，意味着日军主力已无法利用北方的地利，只能在长江两岸的山脉和湖沼间艰难前进。运输干线由两条变为一条也将给日军的机动和补给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华北方面军的牵制作战由攻占郑州变为在黄河北岸的“佯动”，其效果亦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目前史学界有些学者对日军在武汉作战指导上的变化和窘迫缺乏认识，简单认定“溯长江西进武汉是日军预定的战略主攻方向”，从而掩盖了中日双方在会战指导上的反复较量及其优劣短长。从结果上看，日军最终采取的是溯江西进的主攻路线，但这并不是日军的理想方案。日军之所以未能采用其他方案，绝非不欲，实为不能。换言之，能够迫使日军一再更改计划，不得已而屡求其次，这正是中国在武汉作战指导上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