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军对阵，相互制约反制约，其中任何一方的指导是否成功，都包含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即：能否卓有成效地打乱敌人的计划部署及能否择优而为，完善自己的计划部署。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可圈可点，比较成功的。以下着重谈谈中国方面如何完善自己的防御作战计划。
    如前所述，早在战前中国就判明日军将会从京汉线和长江两个方向进攻武汉，并据此制订和实施了一些对应措施。如在武汉以东的长江沿岸的重点地区设置要塞，配备守备部队，以及决黄河水淹京汉铁路的设想等。同时，中国亦认为由北而南将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并深感此方向的威胁最大。因为在日军的这种进攻态势下，保卫武汉的中国军队既要坐西向东防御长江方面，又要坐南向北防御京汉线方向，不仅备多力分，而且从一开始就笼罩在遭受日军战略夹击甚至包围的阴影之下。特别是由于北方京汉线一带地势平缓，南下的日军主力的推进势必要比长江方面来得迅猛。这至少意味着京汉线以东、长江以北的中国军队无时不面临着被南下日军主力切断退路的威胁，甚至会出现向东防御愈坚决、前伸愈远、愈持久，被切断退路、被围歼的可能就愈大的严重后果。
    出于这种担心，中国方面将大部分主力部队部署在北方京汉线两侧地区。如从徐州撤出的第五战区将司令部放在潢川，将孙连仲、张自忠、冯治安、孙震、于学忠、李仙州、庞炳勋等战区主力布防于京汉线东侧的豫东地区。（注：《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又如徐州失守后的5月21日，蒋介石下令编组3个临时兵团，分别由汤恩伯、薛岳、胡宗南为首， 共计15个军。其中汤兵团、薛兵团部置在郑州至信阳的京汉线西侧，以阻击日军沿京汉线南下，胡兵团集结于陕州地区，准备策应汤、薛兵团。（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303页。）
    同样出于对来自北方的侧背威胁的担心，中国方面在对武汉以东长江方向的防御上显得比较拘谨，不敢投入重兵，更不敢大胆将防线向东拓展，而是采取了沿武汉三镇周边收缩布防的部署。其表现为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的几十个师摆在武汉周边，在葛店、横店一线构筑大量永久、半永久性防御工事，形成了一个围绕三镇的“环形背水阵”。（注：《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很显然，这是一个重核心轻外围防御部署，其不利之处非常明显。曾参加武汉会战的原第九战区第一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指出：“武汉会战，我军处于内线作战，日军处于外线作战。内外两军作战的利害变换线，根据日我两军使用的兵力和战地形势看，大概当在安陆-麻城-罗田-浠水-大冶-咸宁这条线上。在此线之外作战，日军兵力分散，我军行动自由，利于我而不利于日军；反之，在此线内作战，日军兵力密集，我军行动局促，利于日军而不利于我军。”（注：《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83页。）原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所属第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武汉三镇为核心的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注：《郭汝瑰回忆录》，第132 页。）事实上，这个方案不符合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战略，同时也意味着长江两岸的险山湖沼将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可是，在日军主力南下的压力下，中国统帅部既便明知此为“下策”，也不得不为之，因为任何不顾侧背威胁，盲目将主力投放于武汉以东深远外围的部署，都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
    然而，当中国以水代兵，成功地迫使日军将主攻路线南移至长江方面，从而打消了北方的侧背威胁之后，改变武汉会战的部署就成为可能。随着日军主力的不断南调，日军将主要依托长江水运进攻武汉的迹象日益明显，面对这个重要变化，许多中国高级将领纷纷提出：改注重向北防御为注重向东防御，改注重核心作战为注重外围作战。6月22日， 承担京汉线东侧向北防御任务的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就改变部署问题致电军事委员会：“黄河泛滥后，逆料敌由平汉线进犯公算较少。且迭据情报，连日由陇海转津浦南下之敌兵车，络绎不绝，必不外溯江西犯或由浙侵赣之两途。惟溯江一途，江水方涨，运输捷速。由浙侵赣，则迂远迟缓。此时对策，应……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2）》，第315页。）武汉卫戍司令部的将领们也建议：把主力投放到武汉以东的深远外围，凭借长江两岸的众多湖沼及大别山、幕阜山的险峻山地，建立大纵深的防御体系。（注：《郭汝瑰回忆录》，第132-133页。）中国统帅部因应情况变化，及时制订了新的武汉会战指导方针：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注：《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5页。）依据新的方针，中国统帅部以长江方面为防御重点，大幅度调整部置。一方面将第五战区各部南调，依托大别山向东布防；另一方面于6 月间成立第九战区，将原部署在京汉线两侧的汤恩伯兵团、薛岳兵团转调长江以南，并入第九战区序列。由该第九战区负责长江两岸的防御，其主力依托庐山、幕阜山，形成了从九江至武汉的大纵深防御体系。此外，由于防御作战的重心已经确定在外围，作战空间及所需兵力亦相应增加，因此，中国统帅部从川、滇、黔、桂、陕、豫等地抽调部队，使参战部队由原来的几十个师增至120多个师，再加上海空军， 投入总兵力达到百万人以上。
    综观中日双方在作战指导上的较量，中国是得分的一方。虽说双方的作战方案均有很大变化，但中国方面是渐入佳境，争取到了理想的“上策”，而日本方面则每况愈下，被迫采取了“下策”。这种优劣差异对武汉会战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赵子立就此指出，“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内围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与日军进行坚强、灵活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而获得一定战果，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注：《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