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民初民主革命受挫，帝制复辟甚嚣尘上的特殊时期喷薄而出的，因此，它的第一个历史功绩就是在思想战线针锋相对地痛击了尊孔复古的政治逆流，坚定了人们对民主共和的信念。它既是对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先天不足的补充，又是当时民主运动低谷时期的一次文化再动员，从而成为与国民党人和其他革命民主派、共和派所发动的护国运动、护国战争相配合的又一条反帝制战线。特别要强调的是，新文化运动对袁世凯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体现了坚强的政治原则性和非凡的革命胆略。在袁世凯一片祭天祀孔的复辟声中，陈独秀毫不含糊地号召：“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注：《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以下简称《陈选》）（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页。）他尖锐地指出，今日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根源于周汉两代之周礼儒教，有效于周汉两代的周礼儒教断断不能救今日社会之弊。以之指导现代生活，无非虚文诳人而已。“诳人之事，虽祖宗之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注：《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以下简称《陈选》）（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陈独秀不只批评了手握屠刀的袁世凯，而且批评了整个军阀恶势力。陈独秀指出，袁氏大力提倡的“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是制造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的“根本恶因”。（注：《袁世凯复活》，《陈选》（上），第159页。 ）他不仅公开痛斥袁世凯以“特别国情”的谬论对抗文明自由的世界潮流，（注：《袁世凯复活》，《陈选》（上），第159页。 ）而且指名道姓地批评张勋、倪嗣冲、陈宦、汤芗铭、龙济光、张作霖、孙毓筠、王占元等军阀政客反复变诈、虚伪圆滑的无耻人格，（注：《我之爱国主义》，《陈选》（上），第135页。）毫不客气地揭露“政府当局的人”嘴上提倡新学，而脑子里“装满了和新学和西洋文化绝对相反的纲常名教”。沿着他们的方向走下去，只能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注：《克林德碑》，《陈选》（上），第301页。）今天， 我们研究这一文化革新运动的时候，切切不可仅仅视之为书斋里文化人的笔墨官司。五四先驱在执行自己的文化使命的时候，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而这也正是他们的人格和气节的最好证明。
    第二，以上所说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历史功绩，还只是根据民初特定政治状况所作的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彪炳史册，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不光因为五四文化先驱们与北洋军阀集团进行了正面的思想交锋，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当时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发生转折的重大关头，它毫不动摇地面向未来，以端正的文化心态，推动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多元化、现代化方向过渡。这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拥有整体的文化革新，或者说文化的全面转型的性质。它的目标和内容，远远超出了民初时期新旧斗争的具体格局，覆盖了五四以来全部中国历史所提供的远大空间。
    新文化运动最可宝贵的是它的开放的进取的理念。它坚持在人类文化的广阔视野中比较抉择，寻求文化改造的新方案。陈独秀指出，处二十世纪的时代，应当取二十世纪的学说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求得“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注：《答佩剑青年》，《陈选》（上），第186页。 ）陈的认识从方法论上来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通过中西文化的传统意义和现代意义两个方面的比较，陈独秀找到了它们的差异。他指出，就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而言，古代文化没有本质区别，到了近代，人类文明才衍分为东西洋文明。西洋文明由欧洲传播于美洲、亚洲。近代欧洲历史是一部解放的历史，是一次社会的全面进步。他认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是近代欧美文明进化的“根本原因”。（注：《袁世凯复活》，《陈选》（上），第160页。）中国的落后， 根源于传统文化优越论所导致的闭关自守的文化观：“吾华国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悉自为风气，不知其他。”（注：《吾人最后之觉悟》，《陈选》（上），第105页。）由于有了对外部世界的相当了解， 有了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作参照系，才有可能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陈对传统儒学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他说：“使今犹在闭关时代，而无西洋独立平等人权说以相较，必无人能议孔教之非。”（注：《宪法与孔教》，《陈选》（上），第148页。） 陈独秀认为，尽管“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然而其历史发展所遵循之“原则精神”必定是一致的，“潮流所及，莫之能违”。（注：《敬告青年》，《陈选》（上），第76页。）这种原则精神，这种潮流，就是民主。民主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舍旧图新，由乱而治，由弱到强的必由之路：“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图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注：《吾人最后之觉悟》，《陈选》（上），第107页。）基于这个原因，陈独秀认定自由、平等、 民权诸说是“西洋文明之大原”；认定“平等人权之新信仰”是“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认定传统宗法社会所形成的以别尊卑明贵贱之等级制度为纲目的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是“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对于此种“中国特色”应当彻底觉悟，下决心予以批判清理，“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宪法与孔教》，《陈选》（上），第148页。）肯定自由、平等、人权必须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新信仰”，肯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包含某种一以贯之的可以视之为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内容，是文化革新主义吹响的新的时代号角，它鼓舞着五四以来的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民主的理想而奋斗。这正是五四对于中国历史命运的永恒意义之一。
    第三，新文化运动具有道德现代化的价值取向。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其社会革新的意义不容低估。但是，这一革新使传统政治构架完全坍塌，于是连带发生传统政治信条、伦理、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社会准则发生动摇或者迷失。新文化运动主张革新文化，在对传统宗法社会伦理道德进行批判清理的同时，积极探寻着传统伦理道德实现现代转换的可能。陈独秀说：“吾国大家族合居制度，根据于儒家孔教之伦理见解……此种见解尚不破坏，新式的小家庭，势难生存于社会酷评之下。此建设之必先以破坏也。惟破坏略见成效时，则不可不急急从事建设，为之模范，以安社会心理之恐怖作用。”（注：《答常乃德》，《陈选》（上），第189页。）显然， 陈独秀十分明白破与立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人类道德起源于对真理的探索。道德与宗教、法律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宗教以信仰为基础，法律以权力为运用”，而法律不能及，信仰不能范的地方，则需要由道德约束。所以，陈独秀认为，宗教、法律与道德都是与时俱变的东西。有人认为今日的道德自古亦然，一成不变，这是不对的。有人认为科学的发达将使道德失去存在的价值，这同样不对。“试问科学纵极发达，能使人人皆离群而索居乎？如其不能，则有二人以上之社会，即有道德寓乎其中。”（注：《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派别》，《陈选》（上），第194页。 ）陈独秀坚持认为旧时的三纲五常是一种“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的奴隶道德。他指出，旧道德观认为道德的未必就一定道德，而其所认为不道德的也未必就一定不道德，比如寡妇改嫁有什么不道德？陈独秀指出，对于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危机高谈道德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只能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改良经济制度，“不使不道德之金钱，造成社会种种罪恶”；二是“尊行真理，不使不道德之道德，演成社会种种悲剧”。（注：《答程师葛》，《陈选》（上），第129页。）他认为，所谓西方道德， 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个人主义传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达尔文进化论、尼采的超人论、德国的军国主义，都是个人主义的发展演变，而社会主义则以基督教文明为渊源。人类有利他的一面，但利己才是人的根本特性，不利己专门利他的人是不存在的。利己与利他应有一定的统一性。陈独秀提出，“吾人今日所应尊行之真理”，即在反对旧道德中的不平等道德，“而以个人人格之自觉及人群利害互助之自觉为新道德，为真道德”。（注：《答I.T.M》，《陈选》（上），第204页。）应当保留某些传统道德范畴，在价值符号不变的条件之下实现价值内容的新旧置换。他重新解释了勤、俭、廉、洁、诚、信等传统道德信条，设想以之作为现代国家的伦理基础。这一做法不失为社会进步与道德进步之间实现有机吻合的有益尝试。五四时代确实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确新旧冲突十分剧烈，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的批评的确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这种争论恰恰有益于对传统的鉴定和新的道德观念的培养，这本来就包含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五四时期对自杀现象的讨论，对女子遭受强暴问题的讨论，对贞节观念的讨论等等，无不有利于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男女平等的新风气的形成。新文化运动对人的个性精神和自主人格的纵情讴歌和全力发扬，培养了几代知识分子，使他们以朝气蓬勃、青春活泼的崭新精神面貌走上了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道路。今天，我们在回过头来，整理和开发传统资源中一切合理因素的时候，仍然不应忘记它的这一巨大历史功绩。
    第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五四以来的新时代文化。五四的文化革新，是一场全面的文化转型运动，它深刻地影响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文学、艺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造就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传统，即五四传统，比如，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传统，五四写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五四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五四白话文传统，五四标点符号的传统，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的传统，五四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传统等等。正是由于五四的文化革新，才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了一个融入世界文化，追随时代精神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