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近代中国新闻史，还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时务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之所以如此，应该承认是《时务报》创办伊始拥有一个难得的“最佳组合”：黄遵宪以政界大员的身份掌控大局；汪康年协调内外，负责经营和运作；而“笔头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以如椽之笔提供源源不断的“报章体”文字。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戊戌年间的政治进程，随着《时务报》日趋红火，黄、汪、梁三人的处境开始变化，他们共患难的创业精神开始丢失，他们三人的关系也开始了微妙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他们的分手，《时务报》也因此成为历史的陈迹。
    《时务报》的悲剧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缩影，由此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所蕴含的意味相当深刻，素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过在对一些留存文献的解读上由于更多地受到“康梁系”强势话语的影响，故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①。本文拟从维新运动进程的宏观背景关照《时务报》的创立、发展及消失的历程，力求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
    一、黄金组合
    《时务报》的创办来源于康有为等人筹办的上海强学会及其所属的《强学报》，而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又得力于张之洞的资助和支持，所以当张之洞觉得无法约束康有为的时候，就决定调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强学会的事务，试图在人事布局上掌控强学会。
    汪康年是张之洞门下具有维新思想的幕僚，与梁启超、麦孟华也有很深的交情②。1895年初，汪康年有意于联络同仁创办一份“译报”及中国公会，这个想法或许正是汪康年在京师时与梁启超等人商量的结果。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译报馆和中国公会的筹备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只是由于汪康年的家事及其他人事原因的耽搁而迟迟未能公开成立，而北京的强学会则已成气候。
    当北京的强学会初步成型的时候，康有为南下江宁，欲说服张之洞支持在上海创建强学会，经过20余天的交谈，张之洞不仅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而且建议康有为应将上海强学会与广东的强学会同时举办，并暗示上海方面的事务可以由汪康年主持，而广东方面则由康有为全权负责。张之洞的用意虽然不太清楚，但这一建议对康有为来说则欢迎之至。1895年11月16日，康有为将张之洞的建议向尚在湖北的汪康年作了通报，欢迎汪尽快到上海接收强学会的事务③。所以当张之洞下令由汪康年接管上海强学会的事务时，康有为不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期望汪康年的到来能为上海强学会带来新的希望④。
    接到张之洞的命令及康有为的邀请后，汪康年并没有像康有为所期望的那样离开湖北赶往上海。他此时似乎无意于放弃自己一直在积极筹办的译报馆和中国公会，而且由于京沪两处强学会内部纷争的消息不断传来，使他和他的朋友都觉得介入康梁系的矛盾之中并不是一件太合算的事情，不如留在武汉干自己的事情，与京沪两地“不即不离”，这或许是上策⑤。
    汪康年最终离开武汉到上海接手强学会的会务，是因为他在武汉筹办译报馆与学会的事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恰恰又遇到张之洞停办强学会与强学报的命令发布的时候，所以他一介入上海强学会的会务，不是为了强学会的发展，而是按照张之洞的意图怎样进行强学会的善后。
    在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的时候，汪康年似乎有意于利用强学会的结余款项作为他一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译报馆，为此他曾与张之洞进行过协商，但张之洞并不赞成汪康年在上海另办新的报纸，所以张对汪康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的权限似乎也有所限制，仅将强学会的余款75.14元交给了汪康年，热存银730两则直接移交给了经元善。
    汪康年准备利用强学会余款创办新报的想法未能顺利实现，不过他对此也没有彻底灰心，而是将强学会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追回了一半，得350元， 又将强学会购置的办公用品、图书等加以变卖，得200余元⑥。有了这笔钱作基础， 汪康年继续进行他创办新报的准备。他计划以这些款项为基础，以京师官书局上海分局的名义出版他构思已久的《译报》，并谋求与康梁进行合作。
    《译报》的计划遭到了汪康年的朋友吴樵、汪大燮、沈曾植、叶瀚等人普遍反对，他们既认为京师官书局“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⑦，也觉得与康有为等人恐怕并不好合作，“近则见挤于康，退又贻诮于人”⑧，与其将来发生冲突，不如从一开始就谨慎从事。
    惟一赞成汪康年计划的朋友是黄遵宪。黄遵宪本为强学会同事之人，此时正以道员奏派办理苏州通商事务，与康有为“朝夕过从，无所不语”⑨，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对张之洞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本来就不满意，也一直试图设法重新振兴之。而汪康年的办报想法正与黄遵宪合，黄遵宪毫不犹豫地对汪康年给予全力支持。他自愿捐献1000元作为新报开办费，并表示：“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