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汪之间的冲突严重影响了《时务报》的前程，引起了各方友人的关注，他们纷纷设法劝说汪康年不要一意孤行。汪大燮致函汪康年称黄的建议值得重视，“办事之人不必议事，奉行而已；议事之人不必办事，运筹而已。此至当不易之论。”（54） 张元济称黄的建议是对事不对人，根据他的了解，黄对汪康年“并无贬词”（55）。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汪康年终于接受了黄的建议，成立了董事会。
    在上海与汪康年交涉的不愉快肯定影响了黄遵宪对《时务报》的立场，因此当他离沪赴湘就任的时候，大概已有放弃《时务报》的想法。所以当他刚到长沙得知湖南创办时务学堂的消息后，迅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竭力推荐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56）。黄还致信汪康年，主张梁启超担任学堂总教习的同时遥领《时务报》主笔（57）。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向汪康年施压，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启超赴湘，他们不惜“蛮拉硬作”。
    对于湖南的邀请，梁启超很有兴趣，其实早在北京强学会遭到封闭之后，他就有赴湖南开一片新天地的想法。他当时计划如果《时务报》不能顺利创刊，他就转赴湖南（58），以为在“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为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59）。对湖南新政寄予无限的希望。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他收到邀请后，便明白地表示同意。
    对于黄遵宪的建议，汪康年处于两难境地，他既希望梁启超顺利离开《时务报》而又不太伤害双方的感情，但对于梁启超在湖南继续遥领《时务报》主笔的建议，似乎并不能接受。所以，汪康年拒绝了黄遵宪，不同意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前往湖南。
    汪康年的拒绝使湖南方面极不高兴，熊希龄致函正在南京的谭嗣同，请他亲到上海向汪康年“哀吁”，如果汪康年执意不肯放行，那么他们将不惜与汪冲突而“豪夺以去”。谭嗣同劝汪不如“自劝”梁启超往湖南任职，“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60）。汪康年向谭嗣同解释，他之所以不愿放梁启超去湖南完全是出于对《时务报》未来发展的考虑，绝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并将自己心中的苦闷向谭一一道明。谭对汪的解释表示理解，建议汪“毅然决然不允所请。”（61）
    汪康年不愿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而梁启超出于多种原因急于接受湖南方面的邀请，后经协商达成一致，梁启超如愿以偿，1897年11月中旬赴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启超抵达长沙后，继续兼任《时务报》主笔。但他与汪康年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距离扩大而有所缓和，反而越演越烈，终于导致彻底破裂。
    汪、梁关系的破裂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二人似乎都有责任。从梁启超方面说，他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于公于私都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他以遥领主笔身份寄回的三篇文章实在很难让汪康年满意，这三篇文章似乎也不是梁的认真之作，三篇文章的标题为《南学会序》、《俄土战纪序》、《经世文编序》，这三篇应景文章显然与“主笔”的身份不太相符，引起汪康年的不满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然，梁启超刚到长沙也确实很忙（62）。既然忙于时务学堂，又何必一定要遥领《时务报》的主笔呢？而且，由于梁启超已无法安心为《时务报》作文，受到直接影响的还是《时务报》，《时务报》的发行量因没有梁启超而急剧下降，这就迫使汪康年必须寻找能够代替梁的人，以便保持《时务报》的发行不致过分下滑（63）。1898年2月16日，也就是汪康年收到梁启超寄来最后一批稿件之后的整整一个月，汪康年与郑孝胥晤谈，欲请郑为《时务报》总主笔，改梁启超为“正主笔”，在编辑体例上，汪康年也准备将原来以梁启超为主的“论说”栏进行调整，“主选外来文字登之报首”（64）。这种改变实际上是汪康年的无奈，既然得不到梁启超那样的文字，则不如不要。
    汪康年将他的计划及时通知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并告诉他们自己将前往湖南面商《时务报》的困难，以寻求解决之道。只是在这封信中，汪康年在谈及原因时对梁启超不能如约向《时务报》供稿也略有指责，这就引起了梁启超的大怒和彻底翻脸（65）。后经一番交涉，再加上梁启超忙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时务报》继续由汪康年主持，而且逐渐演变成汪康年的私有产业了。
    四、内讧再起
    自到湖南任职后，黄遵宪已无力“遥领”《时务报》馆务，而梁启超也无暇继续为《时务报》供稿，更不要说“遥领”主笔了。《时务报》的控制权自然落到了汪康年的手中。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虽然心中有气，但时局的急剧发展特别是康有为受到朝廷的重用直接介入新政，梁启超在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后奉旨筹办管理译书局事务，而黄遵宪则奉命出使，这多少抚平了他们心中的不满。
    不过，新政的进展并不顺利。康有为的许多建议都受到朝中重臣的阻挠而无法推行，于是康有为在乃弟康广仁及梁启超的建议下（66），于1898年7月17 日通过御史宋伯鲁上书光绪皇帝，建议将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局，并建议由梁启超主持，以便为将来发生的不测准备一条退路（67）。
    光绪皇帝收到这份奏折后并没有当即接受这一建议，而是批给孙家鼐酌情处理。孙家鼐于7月26日向光绪皇帝提交了处理意见：一、 不同意调梁启超主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启超已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现在学堂既开，亟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调梁启超兼办官报，恐其分散精力，不利于译书局的工作。二、建议调康有为督办官报。但对改为官报之后的《时务报》，孙家鼐在这里提出比较严格的管理建议：一是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听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二是既为政府主办的报纸，就不能如民间报纸那样自由议论，应该规定该报不得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其主要功能是翻译外国报章杂志上有用的文章，俾阅者略知各国情形。三是经费主要应该由该报自筹及其发行所得，政府不必强行要求各省督抚用公费订阅和摊派，至于开办之初的部分经费，可以考虑由上海道代为设法，但应由康有为自往筹商（68）。
    孙家鼐的处理意见虽然蕴含着许多的阴谋，但其通情达理，公事公办，在表面上无可挑剔，于是光绪皇帝当天批准了孙的建议（69）。康有为原本准备为梁启超谋得一个丰厚的实职，却不料被更精明的孙家鼐算计，孙的调虎离山之计实在是期待将康有为赶出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