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无聊的口水战
    汪康年的“运动力”本不减于康、梁，他的背后既有张之洞等大员的支持与同情，更得同业之多助，所以从《时务报》到《昌言报》，汪康年不仅仍旧袭用《时务报》的版式，而且利用原来的分发网络，一期也没有停止。这实际上已对康、梁构成了极大的羞辱，而汪康年的声明更将改官报事件公开化，南北各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南海体面。”（75） 康有为得知这些消息后极为震怒，他气急败坏地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军政要员，指责汪康年这些做法是在违抗朝廷的旨意，要求他们施加压力迫使汪康年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
    对于康有为的要求，张之洞根本不予理睬，更何况这一套完整的计划正是张之洞一手策划出来的呢？张之洞为此致电管学大臣孙家鼐，称《时务报》原为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从未领取官款，世人皆知《时务报》为一份典型的商办刊物，现在朝廷责成康有为办官报，他自可去办，而汪康年遵照朝廷的旨意另立名目，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似与康有为办官报并不冲突，何得诬为抗旨？对于《昌言报》，岂有行禁止之理？所以，康有为所请禁止发行《昌言报》一事， 碍难照办（76）。孙家鼐原本就对康有为甚为反感，而排挤康有为出京的主意正是他出的，所以他得到张之洞的电报后一点都不吃惊，他甚至颇感高兴地复电张之洞，称“公所言者公理，康所言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孙家鼐显然有意让康有为难看。
    在南京，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到康有为要求封禁《昌言报》及勒令汪康年交出《时务报》的电文后，立即批转上海道蔡钧，蔡钧很快找到汪康年，将康有为原电抄交，而汪康年早已做好布置和准备，他向蔡钧详细介绍了《时务报》的创办原委及其与康、梁之间的冲突始末，蔡钧对汪康年的处境深表同情，遂将汪“所有为难情形”电复刘坤一，而刘坤一据此上奏清廷，称康有为电奉旨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等语。光绪皇帝闻此大怒，遂命黄遵宪道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使创办官报的事情不了了之（77）。
    黄遵宪为《时务报》历次纠纷中的当事人，由他出面查明《时务报》纠纷的原委显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当康有为请求官方协助向汪康年施压的同时，黄遵宪就联络吴德潚、邹代钧、梁启超对汪氏进行反击，他们于7月29日联名在《国闻报》上发表声明，强调《时务报》是他们四人联合汪康年共五人共同创办的，并非如汪康年《告白》中所说的那样，是他汪氏创办而延请梁启超为主笔（78）。紧接着，梁启超更利用自己手中的笔与汪康年在南北各报进行了一场“同气之残”的“告白战”。梁启超抓住汪康年《告白》中的漏洞给予猛烈攻击，他在《创办时务报源委记》中强调他不仅是《时务报》的创办人之一，对《时务报》的辉煌立下过汗马功劳，更强调《时务报》之所以得以创办和顺利出版，正是利用了上海强学会的余款，所以要谈《时务报》的创办，就不能湮没康有为之“旧迹”（79）。至于《时务报》后来的巨大亏空，汪康年难辞其咎。
    梁启超的表白为康、梁挽回了不少面子，汪康年在稍后发表的《书创办时务报源委记后》一文也不得不承认，“康年既不欲毛举细故以滋笔舌之繁，尤不敢力争大端以酿朋党之祸，盖恐贻外人之诮并寒来者之心。良以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授。”汪康年这番表白，虽然有承认梁启超指责为事实的意思，但其宽容的姿态使其在道义上又比梁启超咄咄逼人的文辞更赢得了舆论的同情。
    与梁启超与汪康年进行口水战的同时，康有为继续在政治层面对汪康年施加压力，从经济层面争取清廷更多的支持，他实际上似乎准备将官报局作为一桩商业买卖进行运作，似乎也有意以此退出政治场。9月1日，康有为将《时务报》的内幕及筹办时务官报的情形向孙家鼐汇报，但主题却是办报的经费格外困难，希望孙家鼐从经费或公款订阅上予以方便。这实际上是在向孙出难题。康有为称：“《时务报》之设，经费皆有士大夫捐助。今改为官报，则无人捐款。此报前经湖广督臣张之洞等札行州县阅看，每州县每年报费共银四元，未便骤增至十二元。捐款既无，价又难增。既为官报，自应拨以官款。拟照官书局月拨千金，请旨饬下两江督臣在上海洋务局按月拨交官书局一千两，以资经费；另拨六千两，以资开办。官报既发明国是民隐，各省群僚皆应阅看，以开风气。且教案既繁，交涉日多，官欲通外国之故，尤以阅报为要。应请旨饬下直省督抚，令司道府厅州县文武衙门一律阅看。用报若干份，将报费解向上海官报局，按期照数由驿递交各省会分散各衙门，每年仍收四元，仍按湖广督臣张之洞旧例，由善后局先行垫解官报局，以资办公。”如果按照这个办法去执行，这实际上是一桩极具商业价值的生意。康有为的内心深处或许不过是以此难为孙家鼐，不料孙家鼐的政治精明远胜于康有为，他不仅没有回绝康有为的请求，而且如数如实地将康有为所要求的数字与办法上报给了光绪皇帝，“臣以康有为所筹事尚可行，请俯如所请，仅具折呈明。”（80） 孙家鼐的惟一目的，似乎就是将康有为赶出京城，至于经济上的区区数千两银元，在孙家鼐看来似乎并不构成障碍。
    孙家鼐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光绪帝的批准，光绪帝同意参照所请，“以为久远之计，著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并另拨开办经费六千两，以资布置。各省官民阅报仍照商报例价，著各督抚统核全省文武衙门差局书院学堂应阅报单数目，移送官报局，该局即按期照数分送。其报价著照湖北成案，筹款垫解。”（81） 对于孙家鼐代奏的康有为所提出的条件，光绪皇帝没有丝毫的折扣。按理说，康有为应该离开北京到上海积极筹办了。